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当历史可以观看 作者：冯克力 内容简介 增订3篇访谈录，分享老照片的19个专辑，冯克力主编《老照片》100辑同步亮相多年来征集、编辑老照片的亲历亲闻，照片遭遇之种种，老照片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历史。从影像中观看历史，以历史的维度重新观看照片，感知存留在照片中个体生命的温度，丰富我们共同的集体记忆。 收入图片112幅，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有颠覆了历史教科书中已有叙述的、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有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当年被批示为不宜发表的照片，有原本由国外教会拍摄保存、后被归于敌伪档案的老照片，有属于市井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日常民国。 褴褛的记忆/陈丹青 我家五斗橱的抽屉，底层垫着旧报纸，轻轻掀开，手指探向深处，就能移出我的祖父的照片，如证件照片那般大。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枚照片摄于淮海战役时期，之后，祖父逃往广东，再从海南岛逃去台湾了。 家里另有两三册影集，不必隐藏。50年代的老式影集，内页是黑色纸版，每页贴满大小不一的家庭照，每一照片的四角，嵌入薄如蝉翼的小贴片——我至今不知这贴片叫什么，文具店照相馆都有卖，密匝匝装在小盒子里——父亲母亲童年成年的照片，各房亲戚和同事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与弟弟自小及长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凡照相店拍摄的照片，四周必有齿形花边，通常，右下端落着照相店名的浅浅的钢印。 1966年抄家，书和影集抄走了（隔年，影集还了回来），记得抄家那夜，其实是翌日凌晨，满室狼藉，母亲开开五斗橱：他们当然搜查了每个抽屉，却忘了掀起那层纸：祖父的照片还在。 默默凝视照片，不想到这是一枚硬纸，相信影像中那个人就在眼前——从未面见的祖父，童年时代的母亲——这种纯真的经验，遗失很久了。自从学会拍照，自从彩色照片出现，自从累积了无数照片和底片，直到数码影像无节制占满电脑存盘，总之，自从我以为懂得摄影，儿时面对照片的心理经验、观看经验，再难找回了。 为什么动人的照片大抵是老照片，而且黑白？为什么黑白影像这才勾起记忆、如同历史？凡过去久远的人与图景，便是历史么？为什么科技偏偏等到黑白照片摄取的人事成为历史，于是发明了彩色照片——当然，这是毫不讲理的设问，科技变化本身就是历史——为什么在看了无数照片后，我仍怀想早先独对黑白照片的凝视？ 这像是哲学问题，但是谢天谢地，此刻我从自家照片的记忆中抽身，发现这种经验从未遗失。很简单：当你观看他人的照片。 也是很久前的记忆了，现在才想起、才明白：三十年前，当我在纽约骤然看到大量经典黑白照片——战争、都市、灾祸、色情、罪案、监狱、家庭、罗马巴黎旧城区，尤其是各国人物的照片——我立即像儿时记忆中那般，专注凝视我正端详的那张脸，忘了那是照片。当我渐渐有了摄影意识（有时，意识妨碍观看）——如本雅明、巴特、桑塔格所灌输的摄影意识——那种相信，因相信而默然凝视的经验，仍然在，并在凝视的一刻，浑然不知其在。 但这经验的前提，须得是别人的照片，还有：消失的景观。 两三年前，我买到十余册中国风景影集的欧洲古董原版，家庭影集尺寸，衬着灰色的上好的厚纸，摄影者都是热爱中国的欧洲人。核查拍摄年份，时当二三十年代，北方割据，军阀混战，或者，井冈山与瑞金布满红色武装，而我的父母，已经降生。可是在这些照片里，千年神州，亘古如斯，美丽而宁静：田舍，渔舟，油菜花，江南古桥，临水人家，午后的街巷，运河对岸的塔群，天际白云，水光潋滟……这是我的祖国吗？我从未有过这般伤心的观看，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图片。 90年代，我每年回大陆走动，在书店发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此后，我收齐了《老照片》单行本与厚厚的合集。如今他们每期给我寄来，再忙，也必逐页细看，阅读文章，读着，回向配图，再三端详。如今很难有哪篇文章打动我，可我常被《老照片》里不少书写所触动，读过后，惟呆呆复看照片，说不出话。 《老照片》的涵容，远远超过一本影集，或图文书（所有杂志充斥图文）。列举我记忆深刻的老照片，是件困难的事。那几位刚被日军捕获的女军人，后来活下来么？（她们顶多二十出头，是国军还是红军）那位《红岩》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原来是蜀中美人（刚毅的苦相，年轻时杀过人，50年代也遭整肃，此后画起画来）。民国夫妻的西式婚礼照，尤为可看（纱裙、西装、花篮、小傧相，眼看这些童男玉女在50年代换穿人民装，60年代与子女捧着红宝书，八九十年代，分明老了，老到如彩色照片一样丑陋，幸亏低成本的《老照片》使彩照变成黑白），还有南北各省质朴而愚昧的平头百姓（建国后的呆相，似比民国时期拍照时的呆，更其深沉冥顽而不自知）…… 相比欧美日本无数精装摄影专集，廉价的《老照片》既不是影集，也不像摄影杂志，更非文字书。我曾对主编冯克力先生说，可惜了，这般珍贵的影像，如在国外，是要认真分类而排版，做成一流影集。这些年，相对讲究的国内摄影集，越来越多：民国史照片有台湾的秦风系列；辛亥百年，则刘香成推出的《壹玖壹壹》和《上海》，无疑是国际水准了。冷战后，欧美即曾出版苏俄与中国的大型历史摄影集，但休想进入内地。如今能在北京觅得刘香成中英文版本的大影集，多少使我发生一种错觉：中国勉强是个世界性国家了。虽然，这类高档影集在京沪书店并不上架，百姓便是见了，买不起，也并不在意的。 老百姓爱看什么照片？在乡下，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枚镜框挤满数十张照片，上及祖宗，下有儿孙；城镇的市民，则哪家没有几本塞满亲友照片的影集？——如今，单是女孩一次性的装扮照，“影楼”就给做成花枝招展的集册——除了自己、自家和亲友的照片，“老百姓”未必爱看他人的照片，更别说历史影像：其实，在我们叫做严肃摄影的那类照片里，都是你不认识的人。 摄影家、当代艺术家及评家——或许包括部分高级白领——另当别论。而院墙内的知识分子，以我的印象，保守地说，十之六七并不敏感于摄影。要之，在中国，影像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并借以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历史感——虽然今日中国到处充斥影像与照片。 事情是这样吗？但愿我是错的。通常，我也不爱看别人的照片——照片，摄影，是两件事——可是，奇异地，《老照片》一举勾销了摄影与照片的异同，同时，公众与私人、历史与家庭、阅读与观看的关系，均告合一。《老照片》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家家户户私人照相簿，是数以万计没有理由进入“摄影”集册的寻常“照片”。虽然，后现代若干摄影风格仿效“家庭影集”的私人感，但《老照片》的缘起和意图，再朴素不过，即如中央台90年代一档专题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从一开始就变成百姓私人照片的集散地，街坊邻居、不同代际，得以彼此传看。每次翻开《老照片》，那陌生的，同时，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是捡来一册无主的照相簿，倘若愿意阅读文字，我们便走进一户户家庭，在至少三代成员中，认出我们自己及父祖的生涯——上百年来，中国的哪个家族和家庭能逃过革命与巨变么？在《老照片》的黑白谱系中，多是已逝的人，还有，一去不返的景观。 总之，《老照片》从不标榜摄影刊物，它与我们称为“摄影”的那么一种文化，毫无关涉，它甚至未曾意识到它做了精英摄影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来自、并回到寻常的家庭，寻常的人。 现在我愿收回对冯先生说过的话，很简单：请《老照片》一如其旧。二十年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它因此超越了摄影，如它征集的文字，超越文章，是人在目睹照片之际的喃喃自语，是当一切皆尽销陨，濒于失忆，于是有迟到的告白。但《老照片》的基调很少流于伤感，甚而是温馨的，没有一位叙述者自觉是在谈论摄影，而是与读者相对，说起往事和故人。有谁在讲述家人家事时，还须刻意伪饰么？此所以《老照片》罕见伪饰的文字，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眼下无数文字读物中，格外诚实而可读的一份，虽然它题名为《老照片》。 我也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不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因这廉价感与中国近代史，何其对应：记忆的贬值，一定对应被贬值的历史，争战、革命、转型、喧嚣，去旧而新的新中国历程，其实不过草草，忽而旧了，以其斑驳的影像，汇入这本薄薄的册子，影影绰绰，算是历史的草草交代。说是交代，也勉强，若非仅存的照片，近代史的多少人与事，等于没有存在，没有发生：枉死的人物，铲除的景观，各省各地，千家万户……瞧着一辑辑《老照片》，我不起幸存之感，它提醒我，尚有更多更多的照片，湮灭了。如从历史灰烬中捡剩的残余，追念洗劫，《老照片》不可能像欧美的影集那样，堂皇齐整：它应该是这样的。 我无能，也不必评说《老照片》里的影像。影像就是叙述，何况伴有家属的旁白。眼下，冯克力先生出面叙述《老照片》自己的故事，我读了，篇篇都好——原来，为获得并获准刊印这些照片，照片中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据说，持续多年，《老照片》的销售排名领先各种书刊，是名副其实的长销书。是的，我们褴褛的记忆，延绵牵连，不肯中辍：它就是这样的。 谢谢老照片的无数提供者。谢谢冯克力先生！ 2013年2月27日写在北京 当历史可以观看…… 摄影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出土的实物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观看的。某些历史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记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摄影对历史叙述的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个叫达盖尔的法国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意外发明银版显影时，也没有想到的吧。 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里有一张拍摄于20世纪初的照片（图一），是烟台一家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明显地经过了导演摆布，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置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则从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这似乎又印证了苏珊·桑塔格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图一 20世纪初，烟台祖孙三代的合影。主人将家中但凡有些时髦或“品位”的什物，都摆到面前的桌子上，使得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世纪前当地民众的生活细节。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社会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幅照片（图二），却完全是不自觉地、于不经意间留住了丰富的信息。这是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以笔者粗略的观察，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的信息： 1．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有十三名干部； 2．他们身后的办公场所简陋得很，老旧的房屋几近破败，连窗格上贴的也是旧式的窗纸； 3．院子里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还要开荒种地，以贴补生计； 图二 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合影。照片于不经意间留住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 4．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 5．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 6．从身后的标语“税收抓漏洞”得知，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似乎并未放松； 7．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 8．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很流行使用简化字，可见大陆这边一再简化汉字，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向《老照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不过揣其缘由，或许是其中有人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照相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伴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196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 再看这张照片（图三）：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正是通过她们被剥夺前夜的衣着和表情，以及弥漫于会场的氛围，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的种种。而今，面对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不仅得以重回公私合营的历史现场，似乎还窥见了当事者的内心世界。经过了摄影的定格，她们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感受，仿佛都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图三 1956年，上海工商业者家属在集会上。与会者的忐忑与茫然，几乎是一览无余地写在她们脸上。 需要说明，这是一幅新华社当年公开发表的新闻照片，摄影者有意抓取了与会家属们鼓掌的瞬间，意在表现她们对公私合营的拥护，恐怕这也是照片能够通过审查最终发布出来的原因吧。而镜头的选择终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们鼓掌的同时，也只能如实记录下现场与掌声相伴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五味杂陈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来承当，但再怎么写实的绘画，也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如实地还原眼前的景象。诚然，摄影者对于所拍摄的对象、对于拍什么和不拍什么，也会有所取舍，而快门一旦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获得了新的认识。 著名摄影家李振盛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应该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图四）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让人觉得实在可怜。后人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对被批斗的人心存怜悯，与他们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开的。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这种“全息”的定格，虽非摄影者的初衷，却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 图四 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黑龙江阿城县批斗富农分子。他们褴褛的穿着，之于他们“富农”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讽刺！罗兰·巴特说，每一张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而这张照片的“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罗兰·巴特说过，那些“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这刺点，在不同的照片里各个不同，有时是“一条腰带”，有时是一双“带襻的皮鞋”，或者是某个小男孩的“一口坏牙”、一条“夯实的土路”，等等。在巴特看来，照片里存在刺点，“并不一定能证明摄影师技艺高超，它表明的仅仅是，那个摄影师当时正在那个地方，或者换一种更加无可奈何的说法：摄影师在拍对象整体的同时，不可能不拍对象的局部（凯尔泰什科怎么能把土路和在土路上走着拉小提琴的人分开呢？）”。同样的道理，在这幅照片里，拍摄者也无法把批斗的现场与现场里富农分子那身破棉袄分得开。 非但如此，在巴特眼里，照片里那些摄影师们刻意营造出来的“刺点”，反而会弄巧成拙。他说“某些细节可以‘刺痛’我。如果不能，那大概是因为那些细节是摄影师刻意安排的”。巴特认为“摄影是魔术”而非艺术，大概就是指摄影所经常显现的这种出人意料、不被驾驭的特性吧。 说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价香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参加某次会议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这实在是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照，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位周局长桌前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价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烟。接下来的发展极具戏剧性，从照片上的这个与主题并不相干的细节顺藤摸瓜，竟牵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周久耕最终以受贿一百多万获刑十一年…… 由此说来，照片的细节不仅能颠覆拍摄者所期待的价值取向，居然还能颠覆现实生活里的贪官污吏，可谓功莫大焉！我以为，周久耕的意外落马，是大可在摄影史上重重地写一笔的，并且摄影在当今中国的这等奇妙，更是那个发明了摄影术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2010.12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认知过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国民党正规军的诸多对日大兵团作战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端赖敌后军民的袭扰与游击。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作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十几年前，当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把一组组记录正面战场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来的时候，在读者中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震撼。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但退回去十几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样披露，编辑部同仁们真是费尽了思量。毕竟，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颠覆了我们教科书中的许多成见。 图一 1944年11月，中国军队在滇西作战中收复龙陵。国军士兵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英姿，与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诸多认知，迥然有异。 其中，一幅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图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怕诸位见笑，乍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秦风先生别是搞错了吧？”因为根据自幼接受的灌输，在电影里、画册里和各种其他读物里见到的，像这张照片上这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当然，这种疑惑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已，秦风先生作为一名职业的老照片收藏者与研究者，是不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的。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更诉诸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 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以极具张力的视觉效果冲击了我们的历史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幅照片（图二），却不动声色地向我们讲述了平民庶众面对时代变迁的另一种态度——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给定的态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背对一面落地穿衣镜，让照相师傅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又过了几天，从照相馆取回照片后，这位年轻人端详着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恍然若失，遂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图二 1912年，一位年轻人剪辫前在照相馆的留影。
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日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像馆，计印二张，大洋八毛。
没有反清志士们断发前的铮铮誓言，也没有遗老遗少们被迫剪辫时的哀哀怨怨或决意留辫的执拗，这位年轻人只是平静地记述了拍摄照片的动机和经过，但于字里行间也对从此失去那条长辫，流露了淡淡的眷恋。这也难怪，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乃至他更老的祖辈们，都是脑后拖着一条长辫生活过来的，自打他记事起，身后的这条长辫也须臾不离地伴随着他，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难免有些不习惯，乃至有些怅然。 《老照片》还刊登过一张有趣的照片（图三）。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替另一位农人编织脑后的长辫，被编织的那位，嘴里叼着一根长烟袋，悠然地享受着同伴的“服务”。那条看似累赘的辫子，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存在。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剪辫抑或留辫，既不关立场，也无关文化，更无关政治，只是一种生活习俗的改变而已，当然，还有与这种改变相伴的些许情感的微澜，全然没有“宏大叙事”所赋予、所放大的那些意义。而这两幅照片呈现的，正是被正史有意无意之间所忽略、所漠视的那些部分。 写在照片背面的题识 图三 清末，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悠然享受同伴的“服务”。脑袋后面那条看似累赘的长辫，已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存在。 “一党专政”，曾是国民党遭政敌诟病最多的一个议题。《老照片》里曾经刊出过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集会的照片（图四），在主席台一侧的标语中，赫然写着“迅速结束一党专政”。可见，那时“一党专政”正是国民党的软肋所在，挑战“一党专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对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有一剑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论，说国民党独裁（它自己称说是“训政”），并没有委屈它，从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车载斗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事情也还有另一面，并且有图为证。 这张照片（图五）拍摄于1948年5月的“行宪”国民大会期间，当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设在会场后面的“秘密写票点”圈写选票。 国民党信奉的是“党国”理念，在其执政的那些年里，也大体上是“以党领政”，但这一次的“行宪国大”却开得货真价实，尤其是“党魁”所属意并由党中央提名的副总统人选孙科，经过几轮的投票后，居然败给了以个人名义参选的李宗仁，这至少证明了，那时的国民大会还没有沦为可怜的“橡皮图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国民大会堂里为代表们专门设置的“秘密写票点”，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断，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确保了代表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南京国民大会堂落成于1936年，是为了因应国民党内外“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以备召开国民大会而兴建，会堂内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投票表决系统，其“秘密写票点”即为投票系统的一部分。当年为适应宪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些举措，实有很大的超前性。 图四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集会。主席台一侧的标语“迅速结束一党专政”，赫然在目。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某次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在临选举前起身吁请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他的这一吁请被大会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会堂里原先并没有这类设施，只好临时在会场后面辟出一角，用布帘子隔了一下，算是满足了这位代表的要求。 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对于公正、公平的选举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实上，在时下有些地方的选举中，主事者为了确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顺利当选，竟在会场上安插眼线，以行监视，千方百计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尤有甚者，有的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干脆将选票设计为同意提名人选的不必在选票上圈划，这样一来，只要谁动了摆放在面前的选票，谁自然就是投反对票的。既然投票过程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为防事后遭打击报复，代表们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了。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图五? 1948年5月，“行宪”国大举行副总统选举，一位代表正走向会场专设的“秘密写票点”。 我曾经向秦风先生请教过：蒋经国临终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毅然开放了“党禁”、“报禁”；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戒严”管制的台湾老百姓对于选举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这是为什么？他说，蒋经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但实现“宪政”也是国民党党纲里的题中既有之义，孙中山早年规划的通过“训政”最终达至“宪政”的目标，国民党囿于情势，虽然有过动摇，有过拖延，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即使在“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众也没断了参加各种各样的选举，那时除了台湾“省长”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县市以下的各级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均由民选产生。 后来他还专门为《老照片》提供了一组记录台湾民主进程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六），是1982年一位县议员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政见，争取选票。虽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站在远处张望，但这位参选人的热情却未曾稍减，仍手持话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张照片（图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会场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秦风先生说：“那时台湾民间不允许组党，党外参选人只能孤军作战，选举的结果大都是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国民党参选人当选，虽然如此，这些选举客观上仍然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民众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政见，并慢慢习惯这种政治行为，从中得到训练，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长远的意义，无疑也是台湾社会得以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六 1982年，台湾一位竞选县议员的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演讲，争取选票。虽然街面上冷冷清清，他也未稍懈怠，毕竟其能否当选，完全取决于选民手中那张选票的投向。 图七 1972年，在台湾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一旦实行直选，即使是占尽执政优势的政党提名的竞选人，也不敢掉以轻心。 从国民大会堂里专设的“秘密写票点”，到参选人的街头竞选和政见发布会，再到后来的全面解除“党禁”、“报禁”，其中的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2011.3 日常民国 十多年前，有一张看似寻常的照片，曾深深触动了我。当有朋友问我编《老照片》这些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照片是哪一张时，虽然经手刊出的老照片已不下几千张，但我张口就说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一），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张照片无论其匀称的构图、妙曼的动感还是对人物神情恰到好处的捕捉，都堪为经典之作。但是仅凭这些，这张照片还不足以从几千张照片里脱颖而出，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这幅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是红军的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以及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而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则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图一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这幅照片，是台湾的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秦风先生提供的。秦风先生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为《老照片》提供了大量的民国影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弥补了大陆民众对民国社会的认知，尤其是通过许多记录民众日常生活的老照片，向人们呈现了民国社会作为近代中国文明阶段性进程的另一面。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还有这张摄于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的一幕（图二）：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女孩，在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驻足观望，一边在向孩子讲解着什么。而写在橱窗玻璃上那条宣传口号“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则表达了社会对于儿童教养的共同认知。照片的提供者黄咏梅在随文中回忆道：
那是1936年秋，七岁的我是二年级小学生。父亲在我四岁时因急病死于执教的外地，母亲守着我和妹妹们在镇江东门老家深宅里相依为命。我六岁入民众教育馆办的小学，校舍设在孔庙里，离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轻新潮的王校长是出国留学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刷牙，给我们讲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小学生灌输侵华思想的故事。还有好几位关爱我如同父母的老师，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孔庙正殿陈列着“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还有卫生常识方面的模型、图片，教室设在正殿后西院落的平房里。更使我感兴趣的是，遇到周末，民众教育馆为附近居民放映电影，我们小学生是必去的观众。那年代，能看到卓别林夸张的滑稽表演，虽然无声，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镇江探家时，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带着表妹吴碧霞来看望我们，我高兴地陪他们去我心爱的学校参观。走近橱窗前，那张宣传画吸引了我和表妹。我们驻足细看，大舅母边看边给我们讲解，我入神聆听，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画上的小朋友。大舅父见此情此景，即兴抓拍下来，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
作者结合这张照片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们相依为命的女孩，并没有因生活困顿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民众教育馆及其创办的小学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针，既承继传统伦理文化，又传播现代卫生科学常识，还放映西方电影……从上面的叙述里，足以看出民众教育馆所承载的一般社会功能，和为普及教育、传播文明所做的种种努力。 图二 1936年，摄于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宣传橱窗前。 尤其可贵的，这不是一张为了宣传而刻意摆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间摄影爱好者对身边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上面两幅照片，一张拍自当时的首都，一张拍自当时的江苏省会，或为首善之区，或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域。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张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县拍摄的照片（图三），是文水县里村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文水县是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家乡，1947年十七岁的刘胡兰被国民党军以铡刀残忍地杀害，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烈士。而这张照片中所透露的宁静与祥和，与十年后刘胡兰殉难时腥风血雨的社会氛围，却迥然有别。端坐中间的那位女子应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穿着、气质上看，当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着自信与干练。照片上的女学生也都穿戴整齐，相貌端正，让人感觉很舒服。还有，背景中雕梁画栋的校舍也着实让人羡慕，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实践了后人虽信誓旦旦却行有未逮的承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学校用”，如果我们对这一承诺不是“行有未逮”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汶川地震期间校舍大面积倒塌那样的悲剧了。 图三 1937年1月，山西文水县里村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这张照片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女子。大家知道，中国既有论资排辈的传统，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习，而那位女子，年纪轻轻，列坐于几个大老爷们之中，却未遑多让。 胡适先生曾经慨叹过：“《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在他看来，“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反而渐渐变成‘小事’了”。从这张寻常的乡村小学的师生合影里，则不难看出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和时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往往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细节，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过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并且换来的不仅不是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 1949年以后，民国的一切都成了“前朝旧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民国年代的日常生活细节的误读也在所难免，对同样一张照片，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图四），是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的情形。在用苇席临时搭成的草台上，唱诗班的信众们个个阔袖重袍，手捧展开的乐谱，伴随着台下钢琴的伴奏，唱得专注而投入。整个画面于黑白相间中，弥漫着几分肃穆与庄严。 照片系笔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夹在一本1940年代印制的东亚公司的企业宣传册里。宣传册用道林纸印制，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东亚公司的产品和经营管理的情况。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年间的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于1930年代创办的，其生产的“抵羊牌”毛线的总销量，一度占据了国内市场百分之八十七的份额，并向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出口。宋棐卿的企业经营理念，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施行了许多保障和增进职工利益的做法，向职工发放年终奖金、生活津贴、伤病津贴、婚丧补贴和子弟奖学金等，还设立了职工宿舍、夜校、国剧社、合唱团、医院……在1943年更以“赠股”的办法，将公司股份配发到每位职工，使企业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因宋本人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公教信友协进会，将宗教教义融入企业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张照片记录的，便是信友协进会唱诗班的一次排练。 宋棐卿的上述举措，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人际矛盾，以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效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宋棐卿堪为企业经营者的楷模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臣了，当个“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什么的，应在情理中吧。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颇具超前性的现代企业管理举措，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一度成了宋棐卿“调和阶级矛盾”、“统治工人阶级”的罪行。这张照片则在1960年代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被当做“用宗教麻痹工人阶级”（当年用作“展览”时，写在照片背面的文字如是说）的罪证，被公开展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图四 1940年代，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 民国几十年，除了抗战前有过几年的相对和平时期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这无疑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战乱与动荡并不就是民众生活的全部，即使身处战乱中，老百姓的日子照常得过。战争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百姓的生活，却无法使它中断。这两幅照片（图五、图六）均拍摄于1948年的长春。图五是竖立在长春街头的大幅新影片上映广告画，图六是在长春一间酒吧登台表演的鼓手。 此时国共内战方酣，长春已处在解放军几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不仅十几万国民党守军与外界的联系逐渐中断，一般百姓的出入，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场空前的饥馑正一步步逼向这座城市。生活在长春城里的人们，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但这并不妨碍最新的美国大片一部接一部地上映，而架子鼓手一旦登台演出，还是西装革履，头发依旧梳理得丝毫不乱，专注地沉浸在自己敲出的鼓点里…… 从照片上看，架子鼓手的家什似乎过于简陋了，只有一面大鼓、一面小鼓，外加一个立镲，然而相对于远处隐隐传来的炮声，这里发出的，却是属于市井的、民间的音符，传递着平民大众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图五 1948年，竖立在长春街头的新影片上映广告画。 图六 1948年，长春市一间酒吧里一位登台表演的鼓手。 2011.6 老照片的“价值” 前些时候，到上海参加了一个老照片的收藏拍卖与研讨活动，见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照片收藏家与收藏爱好者，新朋旧友，济济一堂，堪为老照片收藏界一次难得的盛会。 交谈中，来自杭州的一位老照片收藏家在谈到老照片的价值时说道：老照片的价值说来说去全在那一张纸，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在经过了数十年、上百年岁月消磨后的奇妙存在。乍听之下，我有些诧异，也很有些疑惑：毕竟，一张老照片价值的大小，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至少照片上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我们在衡量一张老照片价值时不能不考虑的。但，我还是多少理解了这位资深收藏家对老照片的那份特殊的情感与独到的认知。 或许，在他和那些地道的老照片收藏家眼里，只有那些原版的、多年保存下来的老照片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照片（事实上，这些年在各种拍卖会上真正拍出高价的，也正是这样一些照片），所以他才如此强调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吧。? 苏珊·桑塔格也留意到了照片的这种作为物品的属性，“就静止的照片而言，物象同时也是物品”，照片作为“一件纤巧物品”，“人们可以持有它并一再观看”。作为物件的照片，与作为影像的照片，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一张老照片上的影像我们可以任意去复制（尤其在扫描、复制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而作为物件的照片却是无法复制的，你无论调动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也无法复制模拟出一幅与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的实物照片来——虽然有些古董制造商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在照片做旧上绞尽了脑汁，结果却总是弄巧成拙。那张历经岁月消磨的“老相纸”，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这让我想起了我与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曾有过的讨论。起因是我在某辑《老照片》的“书末感言”里提到他的一次老照片展览时，称他展出的照片多为复制品而非原版照片，秦风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特意从台北打电话过来指出我的表述有误，说他拿来展出的照片并非是用老照片扫描以后复制的，而是用原底版放大的，应该视同原版照片。是啊，所谓“原版照片”，顾名思义，不就是用原底版印制（虽然今天的制作技术与当年的洗印工艺已不可同日而语）的照片吗？不过，若用上述那位老照片收藏家所强调的“一张老相纸”来度衡，这些照片虽然是原版的，恐怕与收藏家眼里那种纯粹的老照片还是有些不同吧。可见，对老照片价值的判断，乃至对老照片的定义，实在是一桩既复杂又见仁见智的事情。 不过回想起来，与焉上海的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便是听闻了这句收藏老照片的独到心得，它无疑为我们理解与认知老照片开启了另一个窗口——尽管透过这个窗口看到的，对于《老照片》常年的读者来说，或许会觉得有些陌生。 毋庸讳言的是，《老照片》与收藏界对老照片的认知确有一些差异。实在说，《老照片》对作为信息载体的“那一张纸”，并不怎么太在意，无论是原版的，还是复制的（包括印刷品），哪怕只是一个电子数据，均在所接纳。《老照片》更关心，或者说更在意的，还是照片所定格的社会历史信息是否珍稀，是否有趣。 有些事，说出来不怕收藏老照片的朋友们笑话。当初创办《老照片》的时候，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赶上周末，我都要抽空去潘家园转一转。见到有意思的老照片，只要价钱合适，也颇“淘”过一些。我那时“淘”老照片并非为了收藏，而是为了在《老照片》里用。《老照片》甫一面世，稿源有些紧张，也是想从潘家园“淘”点照片回来，以解燃眉之急，很有点找米下锅的意思。有时候，明知摆在摊位上的货色是将老照片扫描复制后又做旧的，冒充原版老照片在兜售，而一旦感觉照片上的信息还有些意思，便蹲下来与卖主还价，虽不当面道破其照片的真伪，但杀价却毫不留情，多数情况下总能如愿以偿。盖因卖主也心知肚明，自己的老照片是复制品，原非什么奇货可居。 这种注重照片信息的价值取向，固然是由《老照片》试图通过照片来反映历史的诉求决定的，而单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原版的老照片也好，翻拍的老照片也好，电子版的老照片也好，乃至复制后做旧的老照片也好，只要画质过得去，一旦印到书上，并没有太大分别。即使通过彩色精印的原版老照片，虽然还原效果远在黑白印刷之上，但捧在手里，与把玩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感觉还是大不一样。 正像作为物品的老照片与老照片的影像不完全是一回事一样，把老照片作为收藏品与把老照片作为还原历史的资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说到老照片信息的价值，有些瞬间，像抗战胜利南京受降仪式后冈村宁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会场（图一），像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并肩合影，再有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国席位时中国代表的乐不可支（图二）……面对这些历史性的关头，在拍摄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无疑就注定了照片的价值，而且这价值也是拍摄者很容易留意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照片信息的价值并不是即时显现的，往往是在经过了历史演变、岁月淘洗之后才凸显出来。 《老照片》里曾刊登过一幅张志新上大学时的照片（见图三），照片里的张志新穿着朴素，临风玉立，脸上洋溢着清纯的微笑，对未来充满憧憬……照片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震撼，更有人专门致信编辑部，表达自己的由衷感慨。（说到张志新，有些年轻人未必知道，在这里还是有必要稍做介绍。张志新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因对“文革”有所非议，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备受凌辱，1975年4月4日惨遭杀害，年仅四十五岁。临刑前，为防止她呼喊口号，行刑人员还事先生生割断了她的喉管。1979年3月21日，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图一 1945年9月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日方代表黯然退出受降会场。这样的历史关头，只要定格下来就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图二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经过投票，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表决结果一经公布，与会的中国代表乐不可支。 严格说来，张志新这张照片不过是一幅司空见惯的生活照，许多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这样的照片来（如今，各地的老照片市场上这种照片大量充斥，摆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而张志新却以自己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赋予了这张早年间的“倩影”以特殊的价值和惊心动魄的力量。几十年后，这幅照片一经呈现所具有的效果，当年的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拍摄者面对张志新按下快门的一刻，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假如有一天，这幅照片的原照突然出现在某个老照片拍卖交易的现场，在老照片收藏界所引发的轰动，当是不难想见的吧。 还有一些照片，拍摄者当初拍摄的时候，对它的价值心里是清楚的，但随着后来世道的变化，照片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却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 早年间，我曾在济南的文化市场“淘”到了一组1976年北京“五一”游园活动的照片，是当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配合放映相同内容的纪录片而发行的宣传照片，均出自新华社的摄影记者之手。其中的一张照片（参见本书《北京的气候》），背景是北京的天坛祈年殿，大殿前面有几个人正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交谈，印在照片背面的说明文写道：“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 图三 张志新年轻时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留影。这张原本寻常的生活照片，因为主人公后来悲壮而惨烈的人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所谓“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指的就是不久前平息的“四五”事件。在那次事件中，各界群众于清明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聚集，悼念周恩来，却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照片里的人物即为在这次镇压中建立了“功勋”的几位积极分子。然而吊诡的是，随着中国政局的突变，仅仅过了一年多，“四五事件”即获平反，照片上的人物则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其平息“四五”事件的“功绩”，也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并不光彩的记录。 苏珊·桑塔格在论及照片与绘画的不同时，曾经说道：“一张照片所拥有的灵气和一幅绘画所拥有的灵气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与时间的不同关系。时间的破坏性对绘画有不利作用。但是部分照片的内在意味，以及它们的主要审美价值源泉恰恰在于时间作用于它们所发生的变化，在于它们脱离原作者意图的方式。在时限足够的情况下，许多照片确实获致了一种灵气。”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上面这张照片“脱离原作者的意图”，呈现了另外一种价值。 有句成语叫“欲盖弥彰”，有些老照片所显现的价值，大可以之来诠释。1949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有关民国社会的日常状态，有关抗战正面战场之种种都成为禁忌，被人为遮蔽。随着近些年的国共和解、两岸交流，大量客观记录民国日常生活（见图四）和正面战场的老照片被披露出来，令人耳目一新，有些照片更在拍卖场上以不菲的价码成交。 图四 曾经陌生的民国影像：1948年，运行在沪宁线上的豪华列车。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民国社会及正面战场从来就没有被遮蔽过，相关的照片可以随意呈现，到处都能见到，就像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那样被大张旗鼓地宣传，上述这些老照片的珍稀性难免会大打折扣，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这样的价值，没有了今天一经面对即带给我们视觉上的强烈震撼。 我们通常说，经过了岁月积淀的照片才有意思，而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的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当然，如果这些有“意思”的影像，又恰好附着在了收藏家们所钟情的那张“承载了诸多光学、化学工艺的老相纸”上面，则就再好不过了。 2011.12 照片“遭遇”之种种 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札记》中曾经谈到，被拍摄者在照相机前摆姿势“定格”的那一瞬间，具有某种使自身“坏死”的意味。为了说明摄影的这种“坏死之力”，他以当年巴黎公社社员的遭遇来隐喻：“某些公社社员自愿甚或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公社失败了，他们被梯也尔的警察认出并击毙，几乎无一幸免。”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论摄影》里也提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这段遭遇，但她的记述与罗兰·巴特略有不同，她是说统治者“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了照相机”，而且从那以后“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 桑塔格引述这件事，意在强调“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并且是统治者主动地用照相机来猎取，但在巴特那里，照片成为证据，似乎是不经意间达成的，至少公社社员们“满腔热忱地在街垒前摆出姿势照相”的那一刻，并没有意识到。 巴黎公社的时候，摄影发明不过才三十年出点头，其“提供证据”的功能即在统治者镇压民众时派上了用场。那也许是人类第一次尝到照相机瞬间定格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当然统治者并不这样看，对他们来说，这不啻是意外的“甜头”，而且按图索骥，通过照片来指认、缉拿反抗者的把戏，在梯也尔之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就没断了上演，只是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日臻完善，如今在一些国家里，摄像镜头几乎已无所不在。 摄影传到中国的一百多年间，从晚清到北洋，到民国初创，到日本侵略，到国共内战，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接踵而至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政局变幻之不测，社会动荡之剧烈，为数千年来所罕见，而沉浮其间的国人则往往昨是今非，今是昨非，天上地下，不堪其忧。于是，为了使作为“证据”的瞬间定格能够达成或避免某种后果，无数的照片便难逃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种种命运。 先说被抄检。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文革”虽算不上什么改朝换代，但抄家之风在“文革”期间却如瘟疫一般，短短几个月里就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无数个家庭在所谓的“破四旧”中蒙受其害。此时的抄家，因完全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几与抢劫无异，从书信、证件、资料到字画、古董、首饰……几乎无所不取。照片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作为“证据”，也在重点抄没之列。 这些年编辑《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有些被抄没的照片幸得物归原主，有的则不知所踪；后来发现，其中有不少流落到了旧货市场，被辗转拍卖。还有一些照片当年抄没后，待归还时已无法与物主取得联系，遂移交给了当地的文博部门。我曾在某文博部门看到过大量如此“收藏”来的老照片，用牛皮纸包着，一摞摞地堆放在库房的货架上，因年久无人翻检，上面积满了灰尘，翻检之下，积灰四扬，被呛得咳嗽不止，而包裹其中的照片，却不乏价值可观的精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收藏”的方式虽非“正途”，但总算让那些抄没的照片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归宿。这些年，有些地方的文博部门开始着手对这些照片开发整理，或举办展览，或出版专集，像是“文物”出土，一经面世，每每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抄检，就有藏匿。有位潘津生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第八十五辑《老照片》里，记述了一张家藏老照片在一个世纪里的遭际。 1900年春，祖孙三代，整整十七口人，少长咸集，在古色古香的安庆祖屋里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图一）。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战乱频仍，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但这张照片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期间，潘津生先生的伯祖父、父亲和叔父，相继于1925年、1964年和1982年，在照片装裱衬板的空白处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题识，感叹岁月流逝、家人聚散，赋予了这张家庭合影以丰富的社会人文信息。1964年，潘先生的父亲在题识中这样写道： 图一 这张拍摄于1900年的全家福，全赖照片的主人别出心裁，将其藏在了居室拉门的缝隙间，才得以躲过“破四旧”一劫，完好保存下来。
数十年极人事之变迁，存余行箧囊也，蜀也芜也宁也苏也沪也，转徙奔走万余里，骨肉分滞于异乡，此身而外此图独存。时一展观，悲欢横积。盖是图也，非金珠玉帛也，藏之笥胠箧者不取也，遗诸途好货者不顾也，或有目而注之者曰：此鬼魄也，避而走。嗟夫！天下惟与人无争之物，为可长保，为可长私也……
孰料，这则庆幸“此图独存”、“为可长私”的题识写下才两年，“文革”就爆发了。在“破四旧”风暴中，为保存、藏匿这张照片，潘先生的父亲费尽了心思。最后，将照片固定在了所居日式房子的一扇纸质拉门内，又将外侧贴上同样的纸张，从外观上看不出一点破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是惊心动魄：“1966年9月16日晚，五名南下北京红卫兵闯入我家，据他们说，他们在北京某‘黑帮’家中看到了我父亲送给那位‘黑帮’的作品，于是便循着这条线索来上海查抄。查抄共进行了五个小时，他们将我家几代人辛苦收藏的古董珍玩、古籍字画等一扫而光，装满一部三轮卡车后拉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张《合家欢喜图》，得以存留下来了！” 像潘津生先生家人那样敢于精心藏匿“问题”老照片的，并不多见。许多人往往不等来抄家，便将感到会惹麻烦的照片自己动手销毁了。将家藏的老照片付之一炬，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此却很容易理解。实际上，自动销毁家藏照片之举，早在1949年时代转换不久便发生了。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家中所藏凡与旧政权有些瓜葛的照片，像穿国民党军队制服的，或与国民党高官合影的，总之，足以佐证当事人在旧政权中地位与身份的那些照片，即被大规模地“销毁”过一次。及至“文革”，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被疑为地主富农，身着西装革履则非工商买办莫属。即便没戴瓜皮小帽，也没革履西装，哪怕只是穿戴得稍微齐整了一点也不行：广大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就你们家过得人模人样？于是将照片付之丙丁，就成了一种最安全的选择。 八十一辑《老照片》里刊载过已故著名学者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二）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三）、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 图二 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这些被周先生在“文革”中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 图三 这张1924年戴季陶与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子女的合影，董竹君一直珍藏着。“文革”时红卫兵四处抄家，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边脸，以备万一被抄出，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后来这张照片虽然专门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家朱德熊修复过，但仍能看出被涂抹的痕迹。 著名学者谢泳曾向《老照片》提供过一幅常风先生1948年秋与北大朋友们餐聚后的合影（图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常风，还有沈从文、梁实秋、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杨振声、李长之等，俱为众所仰慕的饱学之士。其中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是这次餐聚的召集者、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司铎（神甫）。谢泳在文中说道：“善司铎的面部模糊不清，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而故意涂抹过的。” 常先生家人的担忧并非多余，那年月，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照片里，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9年以后辗转去了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并没有被涂抹，尊容犹存，反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惨遭涂鸦，可见当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罪名有多可怕了。 图四 1948年10月23日，常风与友人在北平的合影。前排右起：李长之、梁实秋、杨振声、俞平伯、朱光潜；后排右起：善秉仁司铎、章川岛、沈从文、常风、冯至、赵先生（怀仁学会职员）。 图五 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收藏过的照片。礼堂正中的标语“忠党爱国”表达了国民党对官兵的一般政治规范，而其中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后来被涂抹过。 涂抹照片的事情，不仅发生于民间，有些官方的机构也未能幸免。图五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曾经收藏过的照片，图上方的蒋介石标准像明显有涂抹过的痕迹。这张照片原先夹在从长春往外邮寄的包裹中，因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围困下的长春与外面的交通完全中断，这些包裹信件都积压在了长春市邮局。解放军占领长春后，这些积压的邮件被移交到当地公安局，直到1982年，才作为历史资料转交给了当地的档案部门。 很显然，动手涂抹这张照片的，不可能是那位国民党军队的少尉，虽然战事不利，他也没有胆量对自己的领袖如此“大不敬”，一旦被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勾当。而这件事也不太可能发生在1982年邮件移交到档案部门之后，因为那时已不存在被迫涂抹照片的社会环境。如此说来，没有意外的话，此事只有可能发生在邮件由公安部门接管的那个时期。到底是什么样的压力和恐惧，使得他们也不得不监守自损，对所藏资料做这样的手脚？ 2012.10 家庭合影里的伦理与时代 摄影术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后，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先是在通商口岸，继又在内地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照相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新兴行当，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观望自己的好奇心。 人们最初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时候，多少会有些紧张，连苏珊·桑塔格也承认，“理智告诉我，对着我的照相机并不是顶着我脑袋的枪管，可每次在为拍照而摆姿势时，我还是会感到不安”。她说，“虽然我是一个职业的‘观看者’，却还是一个业余得要命的‘被观看者’。每次我被人拍照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同样的不知所措”，桑塔格戏称自己“在被照相这点上，堪称是永远的处女”。 而人们最初的紧张，比桑塔格所指的还要严重得多，桑塔格说的是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拿捏表情时的“不自然”，而早年间面对照相机的紧张，多少含有对摄影本身的恐惧，有的则干脆拒绝照相——事实上，对照相机的恐惧延续了很久，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有些偏僻地区的农民还纷纷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说那东西能勾魂吸血。 虽然如此，摄影很快便在我们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担负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强化家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每逢节庆或难得的团聚之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要么到照相馆、要么请摄影师到家里来留下一张合影。此时，合影俨然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家庭仪式，与中国人大团圆的传统期待恰好契合，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乐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刊行十多年里，刊出过各种各样难以计数的家庭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伦理与风貌，为后人研究中国家庭乃至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里，笔者依据照片拍摄时间的顺序介绍几幅，从中或可窥见中国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的伦理倾向与生存状态。 这幅题为“一个农民家庭”的照片（见图一），摄于上世纪2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在乡村采风时所拍。照片上是山东胶东地区某个普通农民家庭。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辈。男性老者的拐杖须臾不离，照相时还在拄着，给人感觉这根简陋得与讨饭棍无异的拐杖，此时此刻却具有了某种“权杖”的意味，与他那部苍然的胡须相得益彰，衬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两边的分别是他们的儿子与儿媳。 解读这张照片的作者冯群力发现，站在老人身边的儿子，表情里流露着无奈与尴尬，他进而分析道：“（这）或许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关。恐怕后排抱着的还是个女孩，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个男孩，大都由他的母亲或妻子在前排抱着。”假如是男孩，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着，还要把小鸡鸡也刻意露出来，以示香火有继。 图一 1920年代，山东胶东一家农民的合影。 照片上，除了中间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脸的灿烂，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无精打采，这固然与“后继无人”的自卑有关，大概与这张合影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自愿，也不无关系。八成是传教士临时起意，把这家人仓促拉到一起照了这张像。如果没有传教士的主动邀约，这家人可能永远想不到要到照相馆去拍下一张合影。 与前面那张“阴盛阳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来的这张题为“祖上”的合影里（图二），祖孙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鲁人作为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子孙，结合这张照片，向读者讲述了先辈们或求索奋斗而终不得志、或沉溺赌博与鸦片而寿不终年的多重命运。 照片里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爷爷，右二是大爷爷的长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爷爷，左三是大爷爷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乡村边教私塾边学做文章，一心想博取个功名，但未及如愿，科举便废除了。其大爷爷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早早便离开了人世。三爷爷年轻时曾沉迷于赌博，虽然后来金盆洗手，但终生碌碌。不过，作者回忆起与三爷爷的相处，却不乏温馨： 图二 1931年，祖孙三代的合影。
一年春节，我去三爷爷家拜年，两位堂叔正在院里弹球，见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着玩着，便嚷嚷着要玩“来钱”的。三爷爷因此给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钱，眨眼工夫，那几分钱全进了两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来，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几分钱对那时的三爷爷并不是无所谓的数目，至少全家一顿菜钱想是够了。三爷爷见我输了钱，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当年浪迹赌场的情景……
与两位兄弟不同，作者的祖父曾为家族的振兴争得一线希望。作者曾祖教私塾时的一位得意门生，后来在东北发迹了，读完改制后小学的祖父便去投奔了他。在东北奋斗了几年，开了自己的织袜厂，一度很红火。长兄抽大烟，老弟赌博，家里多靠祖父毫无怨言地补贴。而这种无怨无悔，正是事业成功的家族成员的责任与美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严控中国人对棉纱棉线的收购，祖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倒闭。后来，作者的祖父被迫返回关内，又在北平、天津尝试过多种生路，终不得志，一家人只好又回故里务农去了。 先是科举的废除断绝了前辈耕读上进的通道，继之是舶来的毒品和传统的陋习摧折了后辈的意志与生命，而这个下层家族仅有的一点希望，又被日本人的入侵碾得粉碎，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阵痛与苦难，差不多都让他们摊上了。 命舛如此，夫复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莫过于国共纷争了。两个政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命运。 巫加都在第四十一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张父母的订婚照（图三）。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前后。照片上端坐在中间的老太太是作者的奶奶，两边是作者的父母，站在后排的是作者的三位姑姑，中间是大姑静华，右边是二姑德华，左边是三姑亚华。前面怀里的小男孩是作者大姑的儿子。这是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不仅祖上有多人读书（曾祖还是前清举人），子女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作者的父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大姑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姑毕业于重庆大学，三姑当时在内迁重庆的南开中学上学。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家庭，是如何卷入国共纷争的呢？说来实在有些蹊跷，且听作者道来：
家里这三个斯文秀气的女儿选择的伴侣，竟然都是军人或曾经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连年战乱，遍地都是当兵的。
第一个闯进这个书香之家的军人是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韩丙凡。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战，与省立女子中学教员静华恋爱八年终成眷属。可惜他们一双漂亮的小儿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大姑夫带静华去台，后升为空军中将。我家相册中并无韩姑夫的形象，也许是因政治运动不断，相册也需不断清理，可这一海外关系仍无形中影响了我家两代人。
图三 1947年，重庆一个知识家庭的合影。 当然，在台湾的静华不会想到两个妹妹都嫁到了“敌营”：一个跟了曾经的新四军，一个跟了解放军。 从此，天各一方，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音信全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松动，大陆这边的亲人始通过在香港登报、委托旅行社等办法，千方百计与台湾的亲人联系。最后，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那边的大姑夫。这才知道大姑去台湾后，因突发心脏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作者不胜感慨：“原来影响我家两代的海外关系早已虚拟！” 后来，作者已退出军界、经商有成的韩姑夫还是携续弦的夫人回大陆探亲了。其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作者二姑住在北京军区大院，韩姑夫前去探望，车到军区大院门口，警卫见是台湾来人，很警惕，不让进。后虽经过交涉放行了，但韩姑夫却犯了倔脾气，拒绝下车，只好又原车回城了。让作者的二姑在家里白忙活了一通。 作者不无幽默地揣测道：“（进门受阻）也许让这位‘国军’老将又想起了过去受‘共军’挤兑的伤心事吧。” 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谭金土，1999年在十二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幅他在苏州文庙古玩市场淘得的一张家庭合影（图四），并为这张拍摄于1950年5月的家庭合影写了篇解读文章，题为“读这一家子”。照片系这家人为庆贺老太太七十九岁生日而阖家拍摄，因拍摄的时间恰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口，作者面对这张大家庭的合影，做了如是解读：
1950年，刚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严重的物资匮乏。但这个家庭成员的穿着打扮以当今的标准似乎仍可以组成一支毫不逊色的时装表演队。这家人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虽穿着传统的长袍、旗袍或大襟衣服，但男士脚下闪亮的革履和女士的绣花鞋仍显露着他们的高贵。后排虽有一人仍穿长衫，但时尚的西装和挺括的中山装把其余三个小伙子装扮得挺拔英俊。女士们旗袍的料子是鲜艳入时的，而毛衣作为外套穿戴在今天也是一种时尚，三个小姑娘大翻领的学生装洋溢着朝气。女士们和男士们的发式都经过电热风和油脂发蜡的精心处理，那种大波浪的发型也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的女士们头上开始重现。前排那些娃娃们五彩缤纷、形式各异的童装，在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落伍。
图四? 1950年，一个殷实家庭的合影。 作者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工商业者的家庭合影，虽然这家的男性长辈已经过世，但日子仍过得富足而殷实。只是不知这样的光景能维持多久，因为照片上的人，将不得不在接踵而至的“镇反”、“公私合营”、“反右”以及“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从象征家庭美满团圆的合影照片无端流失的端倪里，作者预感了某种不祥之兆，从而对这个家庭后来的遭际做了极不乐观的揣测。 无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前代文明成果的家庭后来的命运是怎样的，至少在合影的这一刻，从他们的脸上，很难读出对新时代的悲观，新时代似乎也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不善待他们。我们还是祈愿这个不知道姓名的大家庭，在此后的日子里，平安吉祥、安然无恙吧。 有位叫张洪玉的，投寄来他们家1966年5月18日的一张合影（图五），这是那个年代他们家唯一保存下来的全家福。作者对照片的拍摄经过，有这样的记述：
1961年，那时还没有三哥，父亲工作的单位给职工照全家相，照片照坏了，没能冲洗出来。当时说好以后补照，结果一拖就是五年。1966年5月，父亲领着姐姐和哥哥们去县城补照。那时祖父去世才一年多，从鞋上看，父母还戴着“孝”。那年姐姐十五岁，大哥十三岁，二哥九岁，三哥才三岁。去县城的路上，母亲和姐姐替换着背、抱幼小的三哥。那年月，农村孩子能进县城照相，是件非常荣耀和幸福的事情！
图五 1966年，一个普通人家的合影。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作者一家人刚从举国饥饿中煎熬出来没几年。即使没有那几年的饥饿，一家六七口人，主要靠在县城当勤杂工的父亲挣的那几十块钱，其生计之拮据，也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家境窘困，作者的姐姐一天学没上，十三岁就进林业队干活了。后来，他的姐姐在不惑之年的时候，不幸因脑溢血成了半植物人。晚年的母亲每提到姐姐便老泪纵横：“你姐姐这辈子命太苦！” 作者感叹道：“这张照片摄于1966年5月18日。那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所谓‘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开始全面启动的标志。然而，像千千万万普通农家一样，父母亲和姐姐哥哥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在社会的演进中，芸芸众生不过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他们埋头于自己的生计，以求温饱，实在无力去感知行将改变他们人生命运的一些重大转折或变故。 一介草民与其所处的大时代，在许多时候，其实是很隔膜的。 “文革”结束以后，当一些离散的家庭再度重聚的时候，不少人仍选择了到照相馆合影，以为庆贺与纪念。在那些日子里，从城市到乡镇，几乎每一个照相馆都曾见证过中国人结束浩劫、走出苦难的庆幸与欢欣……而进入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随着照相机的迅速普及，一家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到照相馆合影的景象似乎已越来越少见，人们更习惯于在自己家中或到户外的某个景点用自家的相机来完成这项“仪式”。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家庭相簿里后来添加的那些自拍的合影，虽然多了一些随意与率然，却没有了以往在照相馆里或请照相馆的师傅来定格时的那份矜持与庄重。 而导致这一变化的，是摄影方式的改变呢，还是面对照相机的芸芸众生呢？这或许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2007.10 “不宜发表” ? ?? 《老照片》创办之初，从新华社摄影部的资料室里获益很多。 也是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吧，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新华社摄影部的图片资料开始对外开放，以新华社照片档案馆的名义，面向社会，开展服务，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记得1996年的时候，对外提供一张五寸的黑白照片，连制作费和使用费在内，共收取五十五元。那时查阅的门槛也不高，只要持有单位的介绍信，即可获得热情的接待和服务。工作人员会根据你的查阅要求，到库房里提取相关的图册，有时因为资料太多，一次抱不了，便放在小车里推出来，然后一本本摞在你的案头。 图册悉为摄影部存档的原始资料簿，里面的纸张有的已经泛黄，翻动时，散发着淡淡的久置库房的特有气息。每张照片下面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字，图文对照，一目了然。说明文多是用老式的打字机打上去的，个别也有手写的。手写的文字，多系对说明文的校正或对图片的批语，诸如“不宜发表”、“曝光不足”、“左边的人裁去”之类。这些批语，不经意地透露着那个年代拍摄和选取新闻图片的标准，颇耐寻味。照片选好以后，把编号誊写在一张特制的表格上，在馆里的工作人员引领下到收费处交上钱，然后等着按时来取照片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馆里还负责邮寄，通常半个月之内，便可如数收到选定的照片。尤其头两年里，所选的照片无论是涉及领袖人物还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馆方都予放行，从未拒绝提供。 再后来，就多了一些审批的手续，像上述两类照片，往往要经过相应级别的领导批准后，方可放行。有一次，我去挑选了一组拍摄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的照片，记录了荣毅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然奢华的居家生活。大概是想通过展示荣毅仁的优裕处境，宣传工商业改造政策的英明，从而打消工商业者们的顾虑。记得画面中有荣家轩敞的别墅外观、家中的康乐棋室，等等。其中一张，是他的儿子面带微笑半蹲在庭院里，一手拄着猎枪，一手提着一串被击毙的麻雀在展示给人看，随附的说明文称其积极响应“打麻雀”的号召，一天打死了麻雀多少只，云云。工作人员看后说，这些照片要送领导审查，让我回宾馆去等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已买好了当晚的回程车票，没法再等。那位工作人员想了想，建议我先把所选照片的费用付了，如果审批通过，他们就把照片寄给我，反之，则退款。回到济南的第二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很抱歉，那些照片领导一张也没批准……结果，那些曾经被大张旗鼓炫示的照片，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尘封之后，竟也变成了“不宜发表”的，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难以参悟。 随着审查的步步升级和收费的不断飙升，那个地方也就去得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不再去了。不过回想起来，当年新华社照片档案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和开放的襟怀，还是为《老照片》的成功创办，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而十几年前出入、流连其间的光景，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还是具体谈谈当初从新华社的档案图册里“淘”来的几幅当年“不宜发表”而通过《老照片》披露出来的照片吧。 其中一幅，是毛泽东与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的照片（图一）。《老照片》刊发这张照片时，随附了吴兵先生撰写的解读文字，其中写道：“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潘光旦见毛泽东来到自己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搭话……”这幅照片以瞬间的定格，反映了特定时期共产党领袖与知识分子尤其著名知识分子间的微妙关系。解读者从照片上“领袖谦恭的背影里”读到的，是建国之初“国家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殷殷之情”。但作者也对短短几年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有所慨叹：连被毛泽东如此礼遇的潘先生也没能幸免！ 就是这样一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新闻照片，却因领袖是背对镜头，而被归入“不宜发表”之列，在通讯社的资料库里沉睡了几十年，直到《老照片》刊布后，始以“历史照片”的面目得见天日。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o m 图一 1951年10月23日，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走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这大概是毛泽东仅有的一幅以背影面世的照片。 真是无独有偶。后来《老照片》里还刊发过一张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的照片（图二）。据照片的提供者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也因为是俯角拍摄了领袖的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氏父子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虽然这两幅照片的基调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了领袖与知识分子的一度相敬如宾，后者留住的却是蒋氏父子仓皇辞庙的无奈，但以领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构图标准来衡量，这两张照片无疑是触犯了同样的禁忌。看来，对于照片的取舍，许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里面。 另有两幅当年被归入“不宜发表”后经《老照片》刊布出来的照片，是“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图三）和宣传队员在上海某里弄教唱歌曲（图四）。拍摄这两张照片，意在反映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中强大的宣传攻势。原本张贴电影海报的电影院门前，糊满了巨幅宣传标语和宣传画；而一向宁静、温馨的弄堂，也变得人头攒动，群情激奋，男女老少被召集起来学唱“同一首歌”，不过歌名是“两条道路由你挑”，其中唱道：“不法奸商你听着，两条道路由你挑……”听着这般众口一词吼声，住在弄堂里的那些中小工商业者们即使没有做过什么不法之事，怕也要胆战心惊吧？ 图二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 这样两幅如实记录了当年沪上社会风貌的新闻照片，当初为什么未被允许发表？其中的原因，虽然难以尽知，但只要仔细端详一下这两张照片便不难发现，它们与后来习见的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摆布的新闻照片有很大不同，构图没有那么集中，主题似也不那么鲜明。即如沪光电影院门前即景那张照片，画面里匆匆走过的那几个哈腰弓背、一身疲惫的中年男子，与背景中那些赫然在目的画幅和标语，构成了一种暧昧且不确定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罗兰·巴特说，摄影家凯尔泰什科1937年抵达美国时，《生活》（Life）杂志的编辑们拒绝刊登他拍的照片。他们说，因为他的照片‘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发人深省，使人联想到某种意思——表象以外的意思”。巴特进而指出：“总之，照片具有颠覆性，不是在照片吓人、让人看了容颜失色的时候，甚至不是在照片上谴责了什么的时候，而是在照片发人深思的时候。”这两幅当年被判为“不宜发表”的照片，显然也是犯了“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的毛病，而一旦照片里的话多了，不仅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旗帜鲜明”大相径庭，而且会有某种颠覆性——后来“导演摆布”在中国的新闻摄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极，自有其道理。 这几幅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自然让人联想到曾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那些照片。 图三 “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 图四 “三反五反”期间，宣传队员在上海某里弄教唱歌曲。 图五，是1960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这本是一个寻常的筑路现场，但照片中一位戴眼镜、身穿补丁衣服、低着头、徒手走来的男青年，让画面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难以定义。图六，是1960年代北京集会游行的场景，喊口号者的激情投入与身边人们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观看者对眼前集会的多重想象。这张照片，大大迥异于同时期的中国摄影师们所拍摄的类似活动。不难设想的是，马克·吕布的这些照片，如果用我们那时的标准来取舍的话，八成也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说起来，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那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其拍摄的时间，比马克·吕布的这两张照片还要略早几年。可见，并不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不出有个性的新闻照片来，实在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将他们观察与记录的灵感逐渐扼杀了。有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中国官方的邀请，来拍摄了一部纪实影片《中国》，通过即时捕捉的影像，再现了各阶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片在国外播映后，却触怒了中国官方，发起了对安东尼奥尼和这部影片的举国声讨。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谈到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遇时，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不想让照片意义太丰富，或者是太有意思。他们不想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世界，来发现新的题材。照片被认为应该去展示已经描述过的东西”。“在中国，除了政治和道德说教之外就没有为审美感知的表现留下空间了，只有某些东西可以拍摄，也只能以特定方式拍摄。”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与自由，而在所谓“主题先行”的支配下，当年中国的新闻摄影，难免要自缚手脚，走入歧途了。 图五 马克·吕布摄影作品：1960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 图六 马克·吕布摄影作品：1960年代，北京集会游行之场景。 十几年里，《老照片》所征集、刊布的多为当年的新闻照片。无形中，也就从历史的维度为重新认识和估量这些照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尺度。哪些照片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在经过了岁月的积淀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甚至有时对同一张照片，今天和过去的观感会形同天壤，就像上面展示过的那几幅照片一样。 写到这里，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假如各个报社或通讯社把当年被“枪毙”掉的那些新闻照片搜寻出来，出版一部摄影集，结果会是怎样？ 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闻摄影史，会不会要因此做一些改写呢？ 2010.9 曾入“敌档” 《老照片》创办伊始，稿源是大问题。 明知在官方的相关机构和民间，肯定存有大量的老照片，但短时间里将它们挖掘出来，却非易事。那时《老照片》尚在孕育中，没人知道将要有这样一种专门呈现老照片的读物出现。因此，在征稿过程中最初的几次意外收获，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最喜出望外的收获，是通过朋友引荐，从某博物馆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的一批老照片。照片贴在一本黑漆硬壳的账簿里，每页两到三张不等，大大小小总共有二百张左右，绝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初年的烟台及其周边。当初将这些照片往账簿里贴的时候，当事人稍稍做过一点梳理和分类，有些照片下面还附了简短的说明，用钢笔草草写着。 有趣的是，在账簿硬壳封面的背后，粘有一张巴掌大的字条，正是这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这批照片的由来。大意是：这批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系解放初期从当地的外国教会缴没而来，1980年代初期为该博物馆所征集。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革命者眼中，来自外国的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与帮凶。别说是革命者，即令一般的民众，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也多有戒备。有位名叫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的美国人，1887年与丈夫一起来到山东胶东一带传教，一直待到抗战爆发。晚年出版了一本《往日琐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记述了自己在胶东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在谈到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时，写道：
只有极个别有教养的人认为我们也是正常的人类，他们猜测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所做的慈善事业无非是对自己有利。听得进我们传播福音的人与其说接受了它，不如说给了个面子。还有一些人则不那么善意，把我们看成了外国政府的代表，效忠于外国的统治者，出于物质或精神的目的来试图争取或收买中国人。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外国鬼子”，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像他们以前见过的人，他们觉得很可怕。比如白脸皮、高鼻子、蓝眼睛和发亮的头发等，他们并不知道这也是一部分人的特征。这里到处流传并有许多人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我们绑架小孩儿，以及我们用那些死人的心脏和眼睛做药之类。
作者书中所述中国人对外国教会的种种误解与敌视，历经晚清、北洋、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犹记“文革”前夕，学校组织小学生参观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其中有一面展板，专门揭露外国教会在山东犯下的种种罪行，像“绑架儿童”、“挖眼煮心”之类，也颇有列举。所以，这些外国教会早年留下的照片一度被归入“敌档”，也是情理中事，不足为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批照片也多亏了早早地就归入了“敌档”，从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之所，否则的话，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很难说这些照片会有怎样的下场，至少不会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吧。 字条上的说明，除交代了照片的由来，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1980年代初的时候，这批原由国外教会拍摄和保存的老照片，已经不作为“敌档”看待了，始得从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剔出，移交给了相关文物部门，使这批尘封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批照片的移交，这件当年悄悄发生过的事情，所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当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 或许是这批照片征集来后一直没有正式入档（实际上，老照片在那时还没怎么被视作正儿八经的文物），但我想更多的，还是出于主事者对襁褓中《老照片》的慷慨相助吧。总之，经朋友引介，我打过借条之后，便很轻易地拿到了这本“账簿”，而且在我那里一放就是若干年。 “账簿”里的照片，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记录传教士们的日常布道和教会所创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像修女乘坐当地特有的骡轿下乡传教，教会办的育婴堂（图一）、印刷所（图二），传教士与当地官员的交往等；另一类则是传教士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记录，像乡间出殡的仪仗（图三），迎接新娘的花轿，山乡的戏台与演出（图四），便装的清朝地方官员（图五），推着独轮车偕妻回娘家的农民（图六），红白喜事中的民间乐班（图七），妇女的头饰、服饰（图八、图九），等等。 拿到这个“账簿”，不啻是雪中获炭，马上邀集相关学者对照片进行解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有“彼时的女性服饰”、“老烟台”、“老教堂”、“宗族的困惑”、“想起了马茂兰”（一对为胶东地区花边编织工艺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夫妇）等专题在《老照片》里刊出。除了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外，“账簿”里的那些零散的照片，一俟需要补白什么的，也尽可信手拈来，以应不时之需。这批曾经归入“敌档”的照片，在稿源紧张的草创阶段，大大舒解了《老照片》的燃眉之急。 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这批照片，其最具价值的，还是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来打量中国人传统生活起居的那些。不要说那时中国人很少有照相机，即便有，他们对这类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也往往习焉不察，不怎么去留意，他们更关注的，或者说更引起他们好奇的，反而是西方的新潮时尚和新奇物件。因之，这批极富社会学眼光的影像记录，便尤其珍贵。 图五，为一便装清朝地方官员，站在一所有着玻璃门窗的平房前，面对传教士的照相机镜头，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强扮的微笑。烟台开埠较早，当地的官员少不了与洋人（自然也包括传教士）打交道的机会。普鲁伊特女士在她的书中也提到，遇到突发的事变，他们也会主动求助于当地的官府，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帮助，可见尽管有民众的误解与敌视，但教会组织与当地的官府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往日琐事》的作者普鲁伊特女士传教的地域及时段，与这批照片大致上是吻合的，书里的描述为理解这些照片提供了难得的背景信息。只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在我接触到这批照片多年以后才出版。 图一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外国教会开办的育婴堂。 图二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间教会印刷所。劳作其间的少年，有幸成为当地最早掌握西方印刷技术的一批中国人。 图三 1920年代，山东胶东农村出殡的场面，仪仗隆盛，极尽铺排。 图四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乡村的戏台与演出。 官员身后那排用作办公抑或住宅的房屋，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这种样式与格局的平房，后来又沿用了好多年，从北洋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地方官员，说不定都曾在这座门里出出进进过，只是服装由长袍马褂换成了中山装或西服而已，其神情状貌则大有似曾相识之慨，比如照片上这位仁兄的表情，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罗兰·巴特在述及肖像照片的神情相貌时，似乎更强调“血统”的影响，他认为“血统透露出来的身份比世俗身份更鲜明，更引人注目，也更可靠”。他还引用普鲁斯特评价波利尼亚克王子（查理十世的首相之子）死后相貌的话，说：“他的脸依然是他那个家族的脸，家族先于他个人的生命。”巴特说的或许不错，但世俗身份的遗传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中国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里，古往今来，官员们的从政生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浸润其间，其身为官员的心理、举止，潜移默化，也像基因一样，代代相袭。更可怕的，这种东西还会传染，传染给社会的其他阶层。十多年前，陈丹青在山东赴过一个饭局，虽然席间一个正经八百的官员也没有，但事后谈起那次聚餐的感受，陈丹青却慨叹说：“那天见了几乎一桌子体制的脸。”在高度官本位的社会里，有时见一张体制外的脸，比见个稀有动物都难。 图五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位便装晚清官员。其神情状貌似曾相识，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图六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一位农民驾着独轮小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 图七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个民间乐班。 图六定格了20世纪初胶东的一位农民驾着独轮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小车的前端驮了两布袋粮食，粮食后面坐着他的孩子，再后面是他的媳妇，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小车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吱扭吱扭，划破了旷野的宁静……而车子上面负载着的，是他全部的生活与希望。这张并不怎么起眼的照片，蕴含了诸多社会生活的元素，大可视作特定时代胶东农民一般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样的出行方式，在此之后又延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胶东乡间依然能够见到，但已物是人非，推车的不再是照片上那个独步天地间的农夫，而已变身为有组织的人民公社社员了。 图七，是胶东某地的一个民间乐班。这张照片与一些记录红白喜事的照片贴在一起，想来是传教士在拍摄某次红白喜事时，随手拍摄了这张乐班的“全家福”。过去，凡日子过得像样点的，遇有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乐班总是要请的。从照片背景看，这家主人的屋宇堪称轩昂，当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这种民间乐班，通常都是业余的，其中有个班主，有生意了，便临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事之后，各自散去。有些“做功”比较地道的乐班，在十里八乡，经过口口相传，便有了些名气，逐渐变成“职业吹打”的乐班亦有之。另有一些走村串乡的戏班，有时也兼做“吹吹打打”的营生，顺便挣点散碎银子。 图八和图九，拍摄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当在民国初年。应邀为照片做解读的已故民俗学者山曼先生如是说：
（这两幅照片）一个正面，一个侧面，看起来当年摄影的人是有意使这照片成为一种忠实记录妇女服饰的资料的。这一位头上挽髻，按当时的习俗，这就是宣称，本人是一个少妇了。通常是姑娘结婚那天，上轿之前，请亲人改发型，拆开大辫子，盘成一个椭圆形的髻，并且从此就再也不能梳辫子了……照片上的少妇，穿的是一双尺寸颇大的尖脚鞋，这是缠过足又放开了的一种，当时民间形象地称之为“苞米棒子脚”，后来则叫做“解放脚”。这正是由流行上千年的缠足到天足的过渡时期……
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 随便翻开一辑《老照片》，都会发现，合影照片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时竟达七八成之多。 这也难怪，因为以往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大多为形形色色的合影。从国家盛典到社团活动，从同事聚会到家庭团圆，更有各种各样的开工竣工、开学毕业、送别重逢、迎来送往……可谓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上述仪式或活动的记录端赖文字，古代的各种“记”“序”“诗”“赋”，有不少都是记载这类家国盛事、聚散离合的，像千古流传的《兰亭集序》，便是王羲之对一次文人雅集的即时写照。摄影术发明后，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照相机所替代。照相机承担这种功能，真是再便捷不过，把人招呼到一起，快门按下就得，省却了属稿谋篇的诸多麻烦不说，无论多少年后拿出来看，照片上的人都历历在目。在许多时候，一张合影照片不仅仅是一项仪式或活动的记录与定格，合影本身也成了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摄影尚属“奢侈”的年代，合影无疑是一种最“经济”的照相留影的方式，加之合影所遵循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想被遗漏都不太容易，因此，不少人平生的第一次影像定格，通常也都是在合影里。几乎每个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合影照片，或与家人，或与同学，或与同事，或与师长，或与朋友……又因为合影照不同于单人照，通常要按人头洗印、复制，同样一幅照片往往会有若干张乃至十几张、几十张，从而使得这类照片获得了更多的存世机会。这大概也是《老照片》里以合影照片居多的原因了。 在《老照片》所刊载的大量合影照片里，有两张堪称蔚为大观。其中一张是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的合影，另一张是1934年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前者系国家盛典，后者乃家族聚会。 先说第一张。这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款的“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定格于首届国民大会结束之后，是请当时南京光华照相馆的师傅到总统府的总统办公楼前所拍摄。 照片上的一百多人，汇聚了除共产党方面之外的民国年间各路政治精英人物，堪称是空前绝后。此时国共内战方酣，经过两年的鏖战，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破解，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连失利，颓势尽显。而在刚刚结束的副总统选举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公然向中枢叫板，最终李宗仁在与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角逐中胜出，当选为副总统，上演了一场民国年间难得一见的真枪实弹的“竞选”大戏。在上述背景下，当各路精英被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合影的时候，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镜头难免表情凝重，各怀心事。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将近一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那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被捷足而上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扯下，无奈飘落。照片上各路民国精英人物曾经驻足留影的台阶，则见证了脚穿粗砺布鞋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蜂拥而过的身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照片上的人物则在风雨飘摇中，星散而去。 说到照片中人物后来的命运，自是令人感叹。作为领军一方的统帅，程潜和龙云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率部倒戈。后曾担任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在中共方面的挽留下，脱离国民党阵营，留在了北平，由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摇身而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同为和谈代表的黄绍竑则先去了香港，旋又脱离国民党，北上参加了新政权。其他的，滞留香港的有之，移居美国的有之（如李宗仁，还有稍后的孙科、陈立夫），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杀以殉的亦有之（如陈布雷、戴季陶），但更多的人则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这张原版照片，我最初是在秦风先生处见到的（其复制件此前也曾在南京总统府的陈列中见到过，但远没有这张原版照片清晰可辨）。这是一张长约一米、宽二十多厘米的大幅合影，照片上的一百多个人物，个个眉清目爽，呼之欲出，其拍摄与洗印的精湛工艺，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人物合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遑论当时，如此高超的工艺即使今天恐怕也再难企及。 图一 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图二 1934年5月，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 据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杰所收藏。黄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合影，照片第四排与蒋介石正冲着的那位个头稍矮一些的军人就是他。照片的背面还印有原始的编号，想来当年参加合影的人应是人手一帧。国民党自大陆退败时，黄杰率领一支部队退入越南，滞留了几年，后辗转撤至台湾。黄杰去世多年后，这张照片连同黄杰个人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悉数流入旧货市场，终为秦风先生重金所收得。前年，秦风先生以不菲的价码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将照片出手，赋予了这张辗转漂流、承载了太多时代沉浮意味的合影另外一种价值。 再来说另一张合影。 中国人每以“几世”、“几世”同堂而自豪，因为积世越多，家族规模越大，家族的凝聚力相对也就越强。一般情况下，三世同堂很常见，四世同堂也不太难，而要实现五世同堂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五世同堂”几乎成了过去年代里许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这张拍摄于1934年的“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是《老照片》迄今为止所发表的规模最大的一张家族合影照片，老老少少加起来，总计七十六人，实属难得之观。 拍摄这张合影，是为了志庆蒋氏家族的“双喜临门”，照片的提供者、蒋氏后人蒋世承先生在文中写道：
1934年新宅落成，适逢海筹先生九十华诞，为避繁缛的世俗礼节，5月，居家亲属前往莫干山，在新宅北侧小花坪前拍下此照。由徐行恭先生题额以志纪念。中坐者为海筹先生，左首边着黑马褂坐者为抑卮先生，余皆亲属子孙辈，少长咸集计七十有六人，最幼者年仅一岁，已属五世同堂之庆。蒋氏家人除年老病故者外，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有一人去了解放区，六人去了台湾，一人去了日本，余皆经受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新中国。时至今日（2007年10月），照片中的七十六人，仅剩下海筹先生的孙辈三人，重孙辈二十人，玄孙辈三人，各自成家立业，星散四海矣。
前些年，有论者高度评价近代以来像义宁陈氏等一些家族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其实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不乏这样的家族，像无锡荣氏之于纺织业，而杭州蒋氏一族在金融业方面的贡献，也足可称道。当年，蒋海筹先生从店铺学徒做起，后自制木质织绸机，自产自销，逐步壮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其开设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逐渐成了闻名全国的丝绸织造企业。后在其子蒋抑卮先生主导下投资金融业，控股杭州兴业银行，一度在国内金融界呼风唤雨，举足轻重。 然而，让蒋氏族人没有想到的是，莫干山上这幢豪华别墅的落成，竟成了蒋氏所经营金融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对此，蒋世承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忆抑卮公》中写道：“1930年以后，抑卮先生眼疾复发，胃病缠累不堪，居家日多，每逢银行有重大事故，决策层会议往往移到抑卮先生在范园的寓所召开……而抑卮本人则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追求个人生活的安逸享受，养病纳福。继在杭州购入胡雪岩故居，1931年前后又在莫干山购入德侨别墅一宅，买下周边山坡地五十余亩，遍植松竹，请陈植先生另行设计，在山坡中部新建豪宅别墅一幢，内置圈形楼梯，安暖气设备，尤为人乐道。抑卮先生于是整年在山上养病，深居简出，不复视理浙兴日常业务……” 实际上，在中国，家族产业的没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即使蒋氏一族的经营没有因抑卮公的病累或耽于安逸而走下坡路，也无法逃脱接踵而至的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以及后来时代变迁的种种冲击与不测。这也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家族产业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至于蒋氏后人，后来并没有因家族产业的没落而没落。盖因蒋氏家族一向注重教育，在对社会的文教事业多所捐助的同时，对自己后代的培养也是不惜钱财。虽然家族的产业一落再落，而蒋氏后人却是人才辈出，遍布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政界等诸多领域。像蒋海筹先生重孙辈的蒋彦永，是国内著名的外科大夫，当年他挺身而出，铁肩道义，为遏制非典的蔓延所做的贡献，已为世人所熟知，所钦佩（这是大家熟知的，彦永先生还有一些世人所不知的壮为，同样感天动地）。最近所谓“中华脊梁”的评比，爆出某些影视明星不惜花钱买名的丑闻，贻笑大方。窃以为，果若认真地推选“中华脊梁”，彦永先生倒是当之无愧。蒋氏后人中还有同为重孙辈的蒋彦士，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从教，后从政，累居津要。照片上的众多后人，虽曰“星散”，却不乏“俊彦”，这自然与家族的孕育也是分不开的。 图三 2010年5月，相隔七十六年之后，蒋氏后人在莫干山昔日别墅前再度合影留念。二排右一为蒋彦永先生。（蒋世承提供） 2010年5月，星散海内外的蒋氏后人再度聚首，故地重游，缅怀先祖。抚今追昔之余，他们在七十六年前家族合影的同一幢建筑前，拍下了又一张全家福，续写了一个百年家族的影像记录，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2011.10 纪念集里识沧桑 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三期同学毕业五十周年纪念集》。该纪念集来自台湾，为非正式出版物，厚厚的一本，有六百多页，印行日期是1998年5月20日。 纪念集分为“怀旧”、“生活”、“心声”三部分。“怀旧”部分辑录了一些历史照片，有蒋介石等政要40年代到学校视察的留影、同学合影以及当年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照片；“生活”部分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现在的各种生活照，除了现生活在台湾的同学以外，还有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以及移居海外同学的照片；“心声”部分则收录了十三期同学的回忆文章，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是谈毕业后的人生经历。引人注意的是，里面有几篇文章出自后来留在大陆的同学之手。 为了筹办这次纪念活动和编辑这本纪念集，主事者组建了一个周密的工作班子，以联络校友，征集文章，前后整整忙活了两年。光是联络校友一项便费了许多周折，正如纪念集主持者所述，“五十年中大陆风云变幻，同学散居各地，难期声气相求。近年来两岸关系续在改善之中，探亲旅游，日见频繁，信函往返，已鲜窒碍”。可知，正是两岸关系的改善，为这本纪念集的诞生创造了契机。 “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是中央政治学校，再以前是国民党的中央党务学校，政治背景十分特殊。虽几度沿革，蒋介石一直都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947年改称“国立政治大学”后，蒋为永久名誉校长）并时常莅临。纪念集里便收有几幅蒋到校视察、训话的照片。丁惟汾、陈立夫、罗家伦、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等人曾先后担任过学校的教育长。学校实施训育制度，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这一点从学员们所着的清一色的军服也看得出来。学校设有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法律、外交、新闻七个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充实到各级党政机关及政府所控制的学校、企业和报社等部门。 “国立政治大学”虽背景特殊，但蒋政权对它的控制似也未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校内颇闹过几次大的学潮。一次是1944年的反对集体从军，再一次是1947年抗议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以后继续开设军训课。就在同一年，校内还发生了抵制蒋经国出任教育长的事件。同学们认为蒋经国的学识、资望均不足以担当此任。这件事闹得很大，拥蒋与拒蒋的两派学生甚至大打出手，最后还是当局做出妥协，改派他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十三期同学入校的时间是1943年秋天，其时学校已从南京辗转迁到“陪都”重庆的小温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间，学校又迁回南京。十三期同学在校学习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重庆的小温泉度过，纪念集特意选了今天重庆小温泉的照片做封面，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1944年校庆时，蒋介石莅校训话，右为教育长程天放。 1945年，参加青年远征军政工班第二期的政校同学合影。 新闻系第十三期女生与部分男同学合影于花溪畔校长官邸前。 政大歌咏团演出纪念。1946年3月9日摄于重庆小温泉。 该期同学毕业于1947年6月。此时国共内战正烽火连天，而且国民党军队已渐露败相。因东北大部已被解放军所控制，致使有些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的学生无法前往履任，只好改派它所。又过了两年多，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国立政治大学”十三期的同学们也随着旧政权的垮台四散而去，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移居海外，差不多有近半数的同学滞留在了大陆。逃到台湾的同学，依旧扮演着社会中坚的角色，有些人后来当到了公司经理、银行主管、报社主编、驻外“大使”，以至“考试院秘书长”。移居海外的也大多学有所用，不虚此生。相比之下，命途多舛的是留在大陆的那些人。 由于“国立政治大学”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怀疑和整肃的对象，其中实有颇多无奈，时代转换之种种，并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中有的“镇压反革命”这一关先就没有过去，成了旧政权的殉葬品。那些侥幸躲过了“镇反”的，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要战战兢兢地经受“反右”和“文革”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连那些“根红苗正”的人，稍有闪失，都有可能跌入地狱，被视为“党国精英”的“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们的遭遇，是很容易想象的。纪念集里载有几篇留在大陆的毕业生写的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叹息。其中，经济系胡佛同学的经历尤具代表性，特摘录于兹： ? ?
……毕业后，毕业生指导部介绍我去重庆市府工作，我在重庆市府秘书处当了两年科员就解放了。解放后被原地留用。那时我见解放军战士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宁可睡露天也不惊动百姓；市府机关内的同事，个个年轻有干劲，与旧市府秘书那种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没想到好景不长，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办的政治训练大队集训，工资减少，行动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结业时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后一贯表现反动为由，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处分……
1956年撤销管制，介绍到南岸四联针织厂工作，月工资32元。我妻刘淑坤本是两路口小学的优秀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70元降到8元（后改为18元），送远郊矿山、砖瓦厂等处监督劳动。1958年开展交心运动，四联厂的领导多次动员，说交心就是靠拢党，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这种运动，提意见帮党整风，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辙。但其继续向我动员，说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过去的思想也可以谈，不谈就是与党和人民有距离。我终于上了他的圈套，在学习会上谈了一些思想问题，并作了自我批判，厂领导在会上对我大加表扬，会后又要我把交代的写成大字报，并说只写主要的若干条，不必写后面的批判，我照办了，他又一次在会上表扬我，号召其他干部向我学习。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厂保卫员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桥派出所学习。到派出所后，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又送我去长寿县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
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还是说胡佛。一年以后，胡佛结束了劳改被送回重庆。此时他已无家可归，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蒙难，四个儿女只好分别寄养在了亲戚朋友家。当时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受管制的人住。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谁知，祸不单行。胡佛一家住进去没几个月，邻居家失火，殃及他们的茅屋，好不容易抢出了仅有的几床棉被和几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烧光。之后，居委会安排他们住进了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胡佛和孩子每天从学校烧过的煤灰里筛捡炭花，然后挑出去卖，借以维生。这期间，胡佛还卖过高粱粑，给学校挑垃圾、冲厕所、修电灯，后来还干过搬运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中的无奈又有谁能知晓！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风暴一起，胡佛以“蒋介石政大学生”之身，又遭冲击，先是被抄家，继之以无休止的批斗。最后被举家遣送回农村老家，过着“贱民”一样的生活。可叹的是，儿女们也跟着受尽株连。那时没有人愿意与被管制的人家结亲，儿子二十六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后来不得不采取同类三家三角联婚的办法，邵家的女儿嫁给了胡佛的儿子，胡佛的女儿嫁给了王家的儿子，王家的女儿则嫁给邵家的儿子。三对青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步步落实政策，胡佛始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并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1978年，公社聘其担任了中学高中部的老师，教物理和英语。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销了1958年的判决；1955年公安局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决定，亦经重庆市公安局撤销。1984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将胡佛收回原单位、恢复原工资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处级增加了工资。 像胡佛先生一样，许多留在大陆的十三期“政大”同学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做人尊严并发挥所学专长的。他们格外珍视行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所获得的第二次生命，不少人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成绩斐然，颇受称道。分析起来，这种虽然历尽磨难、却依旧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应该说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能够考取“政大”的也称得上是学子中的佼佼者了。据王孝先生回忆，他报考“政大”的那年，所在的广西桂林考区投考这所学校的有近五千人，而最后只录取了九十多人，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了。 1949年当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接受旧政权留下的全部物质遗产，从工厂矿山到华屋佳园，并且唯恐其遭到破坏，唯恐其不完整，但与此同时它却忽略了旧政权留下的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须知，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新政权执意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说到底，新政权的理想不是要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是要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于是，悲剧发生了。 1992年，胡佛先生偕校友到“政大”旧址——重庆小温泉故地重游，但见“校长官邸黄墙依旧而草坪更新，小泉宾馆代替了原校部的主要地方，校舍已荡然无存。中山堂虽在，但很寂寞，中正堂犹存，却很荒凉，一道长长的围墙横亘其中，旧貌愈难辨认”。感慨之余，胡先生赋诗一首。而胡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借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官邸黄墙草色新，小泉宾馆乐声频。
七尺围墙隔世纪，两堂寂寞对空亭。
校友相逢难成语，鬓丝纷飞感此生。
只今唯有花溪水，犹念往日政大人。
2000.9 进 城 对中国革命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初也是想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通过组织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却是屡战屡败。在经过了许多挫折之后，方知此路不通，最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到了1949年前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颓势尽显，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之路的最后一程，就是对国内大小城市的占领与接收。自从1927年之后，中共便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农村，在偏远的山区埋头苦干，动员民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在与国民党军的周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只留下少部分人潜伏在城市里开展地下工作，担负收集情报和筹措药品、设备等紧俏物资的任务。城市对于中共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存在，陌生而神秘。 第三十九辑《老照片》刊登过袁锡钦题为“‘土包子’进城”的图文稿件（图一），记述了自己1948年秋随军接管济南的种种经历。济南虽是解放军最早占领的一座省会城市，但比起上海、武汉、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来，并不算是什么现代化的都会。即便是这样，袁锡钦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土包子”厕身其间，已经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们办公的地点是原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刚住进去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先是“电灯打不开，也不习惯蹲马桶，有一天不知怎么碰到墙上的开关，天棚上那圆圆的家伙立即就转个不停，直转得屋里冷飕飕的。我们几个手足无措，好不容易来了个行家，告诉我们这是电风扇”……袁锡钦们所遭遇的还只是乍一进城生活上的不习惯，而适应城里的这种相对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少障碍。 说到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我也谈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幼时我曾有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经历，过惯了油灯如豆的夜晚，刚一进城，最不习惯的就是电灯太亮，灯光照在白白的墙上，直刺人眼，晚上不像晚上，搞得心神不宁。可是当放暑假又回到农村，晚上再去面对那一盏油灯时，这才觉得到底还是电灯好。可以想见的是，袁锡钦们很快也会对城里工业文明的种种成果甘之若饴的。对于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来说，难的并不是怎么去适应城市里的生活，而是如何管理好城市。 实际上，对接管城市的难度，毛泽东等中共高层自始便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1949年2月在发给第二和第三野战军的一封电报中（见毛选第四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解放军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并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如何成功地接管城市，如何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毛泽东后来在由西柏坡驻地启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戏称自己是在去城里“赶考”，虽然是句玩笑，但也多少流露了作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进城接管政权时的复杂心境。 图一 1949年春，袁锡钦（右三）与同事们在济南驻地合影。这里曾是国民党守军军长吴化文的公馆。 犹记前些年在一本摄影画册里见到过的一张照片，定格了1949年毛泽东在随行人员陪同下，首次迈进中南海新华门的瞬间。照片上的毛泽东微欠着身，抬起一只脚正要小心地跨过新华门的门槛，一面抬起头向院内环顾，眼神或透露着些许忐忑，些许犹疑。 面对这张照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与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那次谈话……假如毛泽东将自己跨进中南海大门时的那种如履薄冰的心境一直保持下来，谨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古训，共和国后来的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吧？这真是一张发人深思的照片！以其丰富而微妙的画面语言，道尽了进城一刻之种种。但可惜的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寻遍各处角落也没能找见，在此也就无法把它呈现给大家了。 有两张照片（图二、图三）记录了解放军进入北平的场景，拍摄时间比上面提到那张毛泽东跨进新华门的照片要早一些。 其中一张照片（图二）里，有几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正从北平的大街上驶过，卷起一路烟尘，车上的军人在向路边的行人散发传单，行人中（主要是孩子）有几个人扬着脸、张着手向车上的军人索要传单，一个半大男孩则全然不顾车尾卷起的尘土，大步跟在军车后面跑，一位头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一手扶着脚踏车一手举着传单在专注地看。而照片前景中一位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则一任军车从面前隆隆驶过，低着头站在那里若有所思，虽然处在视觉的中心，却分明置身画外，给人许多复杂的联想。 另一张照片（图三）里，既没有群情激昂的欢呼，也没有临街挥舞的彩旗和鲜花，路边店铺前的几十个人，男女老幼、各色人等都有，他们只是平静地站在那里远远地观望，或微笑，或淡然，或冷眼，或沉思……自晚清以来，北京城的民众经历了太多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眼前的戏码，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沿街店铺的两块匾额中间临时扎制了一颗象征新政权的五角星，并在门楣上装饰了一束红绸，以点缀喜庆。这一举措，如果不是听命于接管者的统一安排，而是自主所为的话，则多少表达了店铺主人向接管者示好、期望与新政权合作的意愿——其实，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贯奉行的人生哲学：谁登台都无所谓，只要自己有太平日子过，哪怕捧捧场，在台下扯着嗓子替你喝两声彩呢！ 画家沈嘉蔚曾在《老照片》里专文介绍过一位叫塞姆·塔塔的外国摄影家在解放军占领上海时的影像记录，这些照片收录在一部国外出版的画册《上海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里。塞姆·塔塔在1949年的时代更迭之际恰好在上海，并且一直待到解放军进城以后，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国民党的溃败与共产党的进驻。有些外国摄影家，像美国《时代》杂志的摄影记者伯恩斯，因没能待到上海易手的一刻，他的影像记录到上海被共产党接管前夕即戛然而止了，所以塞姆·塔塔这些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记录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便显得格外珍贵。 图二 1949年春，解放军的车队行驶在北平的大街上。 图三 1949年春，北平民众在街头观看解放军入城。 其中一张肩负长枪、骑着高头战马的年轻战士从上海的闹市区穿过的照片（图四），很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也极具象征意味。马背上的这位从根据地来的小战士，可能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城市什么样，一旦置身大上海的闹市区，行进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中间，难免有些紧张，这从他的面部表情与有些拘谨的手势上便看得出来。再者，马是农耕文明的标志性交通工具，随着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如今也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踏进上海这“被严重西化”的“十里洋场”，似乎也在象征着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的一次意外征服，一如向来所宣传的“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 这匹高头大马和骑在马背上从乡下来的小战士，对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会来说，怎么看都像是莽撞的闯入者。然而一个时代的序幕，却随着这莽撞的“闯入”，被一把扯开了。 随之“闯入”的，还有载歌载舞的秧歌队（图五）。 秧歌，本是从北方农村的土壤里诞生的一种集体民间歌舞，此时已演变成中共在根据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一种常见的文艺形式与手段。我曾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小册子，是1949年初由山东省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旨在向原国统区的民众介绍解放区的各种新事物。里面有一首打油诗，列举了解放区的种种新气象，诸如土改、扫盲、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不乏形象地提到了“一跳，一跳，秧歌舞”。 图四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图为行进在闹市区的骑兵。 对于秧歌舞，国民党方面的军政官员也印象深刻。最近看到台湾国民党调查局局长沈之岳1965年在写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黄杰的函札里，提到大陆的中共政权时，仍以“秧歌王朝”相讽喻，足见其对秧歌舞存心之耿耿。不过，这个沈之岳曾受戴笠派遣，长期打入中共内部，对根据地的生活很熟悉，念念不忘秧歌舞，也在情理之中。 秧歌舞在解放军各地入城游行的队伍中，每每现身，几乎成了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那一刻，这道来自北方的粗犷、奔放的风景，想必让围观的上海的民众大开了眼界。而且过不了多久，那些围观的民众，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有的也将被裹挟到扭秧歌的行列中，去“一跳，一跳，秧歌舞”，接受来自根据地文化的洗礼。 对比拍摄于同时期的京沪两地解放军进城的照片，从场景到民众的表情，你会觉得共产党对古都北平的接管，其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怎么明显，盖因北京到底还是保留了更多的农耕文明的元素，是一个集农耕文明之大成的所在，而上海则完全是近代工商文明的产物，在占领与接管者眼中是一种“异己”的存在，有着更多的难以把握的因素。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上海才比别的城市经历了更多的阵痛吧。 图五 1949年5月，上海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文工团员在街头扭秧歌。 说点题外话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人看外地的都是乡下人，那种城里人的自负真是不可救药。后来看过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才对上海人的自负多少有了一些理解。当年安东尼奥尼从北京、河南、南京、苏州一路拍下来，你还别说，从城市景观到市民的情态穿着，最有城市范儿的，还就是上海，而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看上去整个就是一大村庄。这两座城市外观上的巨大差异，直到这些年才渐渐缩小了。 2012.3 曾经的“蜜月” 如果要问，近代以来中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曾最为亲密，恐怕不少人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那个当年的“老大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中国虽然还有过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一些亲密盟友，或被称作“同志加兄弟”，或被喻为“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等等，但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的付出远远大于所得，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几近匪夷所思。唯独在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中，在国防、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里，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国与国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共的诞生与崛起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早期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不说，即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样一些攸关中共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也都有苏联的主导和影响在里面。中苏交恶之后，苏联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新中国建设中的正面作用被一再淡化，而苏联对中共建政和经济援助的某些负面影响则被不断夸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苏恢复正常关系以后，中苏之间的这段历史才得以复归相对客观的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其内部档案的大量披露，苏联对中共的资助及遥控又有了更多的佐证。 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共的援助，除了基于“输出革命”的目的外，也有国家地缘政治的考量，希图在东方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以牵制咄咄逼人的日本。苏联早先除了援助孙中山，还曾寄希望于冯玉祥，甚至试探与吴佩孚合作，但最终还是把宝押在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促成了中共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支持并援助国民党发动北伐，统一中国。不料，1927年北伐进行中，国共反目，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也将苏联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一直在审慎处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既与国民政府维系着正常的邦交（虽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一度断交，但在抗战爆发之初，又成为唯一向国民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暗中则一直没有终止对陷于困境的中共提供帮助。 当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胜出，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苏联无形中也跟着成了最大的赢家，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中共夺得政权，对苏联而言至少有双重意义：一是创造了“输出革命”的成功范例，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空前壮大；二是中国的“改朝换代”，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得苏联彻底解除了来自东方的隐患。有了这样一些历史的、政治的、地缘的种种背景，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想不亲密都不可能。 《老照片》里不乏反映中苏“蜜月”的照片，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为特定时期的中苏关系留下了鲜活的记录。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年仅十六岁的李功，被选调到驻辽宁某地的苏联航空兵六十四军军部，为斯柳萨列夫军长担任贴身警卫。这张照片（图一）是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拍摄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他们都身着中国军服，也没有佩戴军衔。这个航空兵军根据中苏双方的约定，派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对外绝对保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首次真枪实弹的较量，参战的苏联空军对自己的使命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例行动员中一再向官兵强调，他们既不是在为中国打仗，也不是在为朝鲜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李功人很机灵，深得军长夫妇喜欢，拿他当自己的家人一样，为称呼方便，还给他起了个俄文名——别佳。他被安排住进军长夫妇套房的一间小屋里，而军长夫妇的套房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进出，连他的副官雅沙也不例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功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两次荣立三等功，并于朝夕相处中，与军长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女儿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功在回忆文章的结尾，满怀深情与关切地说：“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的那些苏联红军战友可还健在？……如今苏联解体，苏共变成了俄共，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的那些为中苏友好做出过贡献的战友们，多数都是苏共党员，不知他们能否躲过时局动荡的劫难？” 图一 1950年代初，李功（右）陪同斯柳萨列夫军长到野外打猎归来后所拍摄。中间手持猎物的是军长的副官雅沙，站在左边的是军长的司机。 在苏联空军入驻东北、介入朝鲜战争的同时，大批的苏联专家也被派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图二是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照片的提供者许景旺先生只为这张照片写了一则简短的说明，其曰：“1953年10月，浙江余杭县的粮库成为了‘无虫仓’。中央粮食部为推广余杭的经验，特邀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前往考察指导。在考察过程中，莫若洛夫严细认真，一丝不苟，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身着西装的莫若洛夫身居画面中央，神情怡然，被清一色中山装的粮库职工簇拥着，大有众星拱月之概。这张合影照片，正是苏联专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的真实写照。不少回忆文章在谈到苏联专家时，对他们的敬业精神与专业素养多有佳评，而这位“令浙江省粮食系统的老人至今难忘”的莫若洛夫，不过是众多苏联专家里的一位。 图三，是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在没有电视的年代里，画报是最直观、形象的传播媒介，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都能从中获取信息。想来是新一期的画报刚刚贴到宣传橱窗里，随即引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们驻足观看。《苏联》画报是苏联当局主办的一种官方杂志，专门报道苏联国内外的时政要闻和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除了行销苏联国内外，还以各种文字的版本向国外发行。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当年与《人民画报》一样，是各厂矿、机关与文教单位都要订阅的，在中国相当普及，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有过阅读这本画报的经历。 图二 1953年10月，苏联仓虫防治专家莫若洛夫参观浙江余杭县仓前区粮库“无虫仓”时，与粮库职工的合影。 图三 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 橱窗里《苏联》画报所记载的苏联社会情形，以及画报本身的精良印制，与橱窗前小学生们褴褛的衣着、简陋的书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所折射的，正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得专注而投入，只有两个男孩留意到身后照相机的存在。尤其是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仰着脸远远地看着，聚精会神。她还是刚开始认字的年龄吧，因隔得太远，即使认得一些字，恐怕也难以看清上面的内容，但这无关紧要，光是那些新奇的照片就足以吸引她的眼球，并由此引发美好的向往，因为她已经反复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比起崂山流亭宣传橱窗前的那些小学生们，赵兴元无疑是幸运的。1950年10月，全国战斗英雄、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三团副团长的赵兴元跟随“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切身感受了社会主义苏联之种种。图四是赵兴元与郭俊卿（也是一名战斗英雄、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人公高山的生活原型）会见苏联少先队员。来自中国的战斗英雄，受到苏联青少年的热烈追捧，团团围住他们问这问那。 图四 1950年10月，战斗英雄赵兴元、郭俊卿访问苏联期间会见少先队员。 著名作家张正隆在时隔五十五年之后，追记了赵兴元他们这次访问的所见所闻。集体农庄的机械化收割、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生产线、莫斯科灯火通明的夜景，让祖祖辈辈生长在农村的赵兴元大开了眼界，也感受到中国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他不仅丝毫不为这些差距而沮丧，相反地他却为此而欣喜，因为用不了多久，眼前的一切也将变成中国的现实。“参观工厂后座谈，人家给倒水喝。一人来高、方不方、圆不圆的机器，杯子往上一放水就流下来了，杯子快满了咔哒一声就停了。‘放上去就满，端起来就喝。’不是亲眼见的，想都不敢想呀！”他在心里暗自默念道：“不怕，反正苏联今天有的，明天咱就有了，加劲干吧。” “最能引发赵兴元的感触和联想的，就是参观坐落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了。馆里陈列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冯文彬团长在封面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曾携带着这本书去参加争取自由解放的战斗。’”张正隆接着写道，“参观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赵兴元就不能不想起第一个告诉他‘苏联’和‘保尔·柯察金’的指导员李宪春。他多想对李宪春和当年的那些战友讲：我到苏联来了，我到‘保尔·柯察金’的家了，我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手稿了，我听到‘保尔’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卡娅的亲自讲解了……可李宪春早在山东抗战时就牺牲了……” 七年之后，一位名叫林萍的中国共青团干部也走进了位于高尔基大街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林萍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他是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来到莫斯科的。1957年一个秋日的中午，他约了两位中国留学生给他引路，并兼做翻译，前往拜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并合影留念（图五）。1998年，已垂垂老矣的作者写道：“四十年过去了，在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那句曾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如今，中苏两国都已告别了属于保尔·柯察金的那个时代。当年“输出革命”的苏联、列宁主义的故乡，上世纪末已步入了人类普世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社会这些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保尔的事功与精神也随之成为了历史。随着老一辈的相继凋零，保尔这个忠诚无畏的革命斗士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去。 对保尔·柯察金曾经的崇拜与敬仰，反映了当年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趋同。这种趋同，在两国的国家关系中曾经起到了某种润滑的作用。同样地，当后来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虽然那些分歧现在看来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国家关系的裂痕就更难愈合了。直到两国不同程度地抛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之后，中苏关系才又复归正常。 图五 1957年秋，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在莫斯科拜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并合影留念。 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中苏两国已剑拔弩张的1969年9月，定格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一次会晤（图六)。而那一年的2月，双方的军队刚刚在珍宝岛爆发过一场武装冲突。我是在这次会晤过去了二十多年、中苏两国已握手言和之后，见到这张照片的。但初见之下，仍感到诧异。假如拍摄的那一年，照片就被我看到的话，我肯定会更为诧异，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的号召，抱定随时准备打仗的信念，为延伸防空洞而挥汗如雨，就在我的邻校，更有人因防空洞不慎塌方献出了未成年的生命……可见，当年没有将这张新闻照片即时刊布出来，还是明智的。 关于这次神秘的会晤，史料已披露了不少。1969年9月3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河内逝世，苏联方面主动向中国方面提议，柯西金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后直接去北京与周恩来就解决边界争端举行一次会晤。但直到葬礼结束，仍未获得中国方面的答复。联想到胡志明去世后，周恩来并未出席葬礼，而是赶在葬礼前匆匆飞到河内，向胡的遗体告别后当天即回到北京这件事，有人分析是中国方面在有意回避两国总理在河内见面。中国政府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仍是一个谜。 柯西金觉得与周恩来会晤已经无望，遂按原定日程飞返莫斯科。不料，途中在杜尚别停留的时候，接到了苏联高层的通知：中国方面已同意会晤，让他马上折飞北京。于是就有了这次会晤和这张照片。 图六 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当时让我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那次会晤本身，而是照片上两个人那“老友重逢”的亲切，那并非出于外交礼仪的欣悦。这是两位老者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此时两国已交恶有年，双方的军队也都在厉兵秣马，但照片里自然流露的亲切与欣悦，却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久违的“中苏蜜月”…… 从效仿苏联到告别苏联，几乎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全过程。仔细分析起来，与苏联真正意义上的告别，并非起自与苏联交恶的那些年，而是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从发展市场经济、背离从苏联舶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后开始的。在论及中国今后的改革时，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袁刚最近著文谈到，在告别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怎样逐步告别同样舶自苏联、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政治体制，将是中国人在新的世纪里必须去面对的。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苏联已经在上个世纪末走进了历史，而中国与它的告别却仍道阻且长。中国只有在完成了上述告别之后，与苏联——那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间的情仇恩怨，才会有个真正的了断。 2012.8 1967年：定格在地质部大院 近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一本旧影集。里面有大大小小一百多幅照片，其中绝大部分拍摄于地质部机关大院，详尽地记录了1967年地质部的“文革”进程。内容涉及夺权兼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庆祝夺权一个月，庆祝夺权半年直至各派大联合，时间跨度自1967年1月至9月。这期间，发生在地质部机关大院里的事情，也是那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图一拍摄于地质部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时间是1967年1月16日。与这幅照片同时拍的还有一幅，因角度不同，可见完整的会幅，上面写的是“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大会”。当时，在省一级最早夺权的是上海（1967年1月8日），其次是山西（1967年1月12日），上海市造反派建立的新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山西省则直接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名义接管了政权。最先把新政权称作“革命委员会”的是黑龙江省（1967年1月31日）。2月下旬，在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下，“上海人民公社”易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建立的新政权始统称为“革命委员会”。地质部新权力机构最初叫做“革命造反委员会”，盖因此故。这也表明，地质部的夺权是比较早的。事实上《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1月16日，与地质部的夺权恰好是在同一天，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是在1月22日，比地质部的夺权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星期。可见，“文革”中地质部的造反派，是颇得风气之先的。 图一 1967年1月16日，地质部机关的造反派召开夺权大会，宣布“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何长工等原地质部领导被赶到会上示众。 在影集里，照片的旁边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从而得知照片上并排站立的那八个人是被夺了权的原地质部领导，自左至右依次是何长工、胥光义、刘汉生、崔振东、宋应、张同钰、李轩、赵承丰。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胥刘崔宋张李诸人亦为副部长，赵承丰是地质部政治部的副主任。说起来，他们也都曾出生入死，是共和国的功臣，并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今，一夜之间落得如此地步，真是始料不及！这一点从照片中他们沮丧而茫然的表情上也看得出来。刘少奇曾把“文革”之初领导干部的尴尬处境说成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虽是自嘲，却也颇中肯綮。 从照片上看，这些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没戴高帽，没挂牌子，没让他们下跪，也没给他们坐“喷气式”，只是让他们站在那里，这在当时已经是莫大的“优待”了。尤其是胥光义（左二），依旧带着他那顶水獭皮将军帽，穿着将军呢大衣，昂首站立，不失军人的尊严。胥长期在部队工作，曾任总后勤部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走资派们”被“优待”，很可能与这次大会的性质有关，如果是专门的批斗会，情形大概就完全不同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照片上的人，最年轻的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不知他们中，尚有几人健在？ 图二拍摄于一个月以后，准确地说，是1967年2月16日。那一天，夺了权的造反派们在地质部大院集会，庆祝夺权一周月。“一周月”也要庆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影集的说明文里就是这样写的。如此迫不及待，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无法抑制的夺权的喜悦；二是想通过大张旗鼓的庆祝来巩固新权力机构的地位。这幅照片的背景依旧是地质部的办公大楼，可是，照片上的人在干什么呢？乍一看像是在打太极拳，但在那轰轰烈烈的年月，谁还有这份闲情逸致？何况又在这样的聚会上。做工间操吗？不光动作不像，庆祝会上做工间操也无从说起。想来想去，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是在跳“忠字舞”。“忠字舞”是“文革”初流行的一种集体舞，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上万人，伴随着“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乐曲，按照规定的动作，翩翩起舞。像“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那时候跳“忠字舞”也是人们经常要做的“功课”。我曾经见到过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跳“忠字舞”的照片，其一招一式，太像表演，全不似这幅照片来得率性而自然。 图三是地质部的造反派组织为庆祝夺权半年而举行的一次集会，至于集会的主题，照片中的标语已隐约道出：“地质部1·16夺权好得很！”照片中端坐在主席台上和正在发言的人，在影集里原本也都有名有姓，想来是当时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尽管公民在公众场合的公开活动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基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在本文中还是有意隐去了他们的姓名。作为“文革”的积极分子，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冲锋陷阵，向“走资派”宣战，也曾风云一时。不过，再后来，“文革”的案一翻，这些人怕是少不了要被追究，但不知他们有没有被定为“三种人”的。这倒应了《小兵张嘎》里罗金宝的那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正像何长工们对一夜之间被打倒始料未及一样，造反派的领袖们当他们红极一时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后来的下场吧。 图二 1967年2月16日，地质部机关造反派集会庆祝夺权“一周月”，会上人们跳起了“忠字舞”。 图三 1967年7月16日，地质部机关造反派集会庆祝夺权半年，某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 图四与图五贴在影集里时，下面有一行简短的说明：“声援灭资军。”“灭资军”是哪路人马，影集中没有交代。这两幅照片都是在礼堂里拍的。从图四的画面上看，似乎是辩论双方在台上发生了争执，台下则有人在振臂呼喊口号，气氛有些紧张。图五则是图四事态的继续。其中，一方的人正被另一方扭打着往台下推搡。想必事态突如其来，摄影者仓促中按下了快门，加之室内光线又弱，影响了照片的成像。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位反应敏捷的摄影师，正是他于仓促中按的这两下快门，给后人留住了更逼真的“文革”影像。 图六与图七也可以连续起来看。图六是一些人在忙着布置会场，大家出出进进，喜笑颜开，很有几分节日的气氛——再过一会儿（也可能是第二天），地质部的各路造反派组织将在这里举行“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光荣倒旗大会”（见图七）。所谓“倒旗”，是取消“山头”、实现各派大联合的一种形象说法。鉴于在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各造反组织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地质部的各派大联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从照片中人们的着装上看，好像夏天还没有过去，当在八九月份之间，这再度表明了地质部在“文革”中闻风而动、不甘人后的姿态。图七中可见四面造反派组织的旗帜，它们分别是革命造反兵团、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保卫毛主席兵团和后勤革命造反兵团。仅从造反组织的名称上，今天的人们实在难以看出他们立场上的差异，譬如“革命造反”与“东方红革命造反”，他们的区别究竟何在？“保卫毛主席”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唯有“后勤革命造反兵团”还多少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信息，让人知道这是一个由机关后勤人员组成的造反派组织。 图四 1967年七八月间，在一次“声援灭资军”的集会上，两派群众发生了争执。 图五 时间同图四，争执的一方被另一方的人从台上扭搡下来。 关于这两幅照片，影集里语焉不详，解读时颇费过一些周折，最后还是从图七的“……光荣倒旗大会”的会幅中寻得线索，又联系前后的照片，始得豁然。起先我有些不解，主事者为什么给大会起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称？“倒旗”，怎么说都是件令人晦气的事情，居然还“光荣”？其实就这件事而言，完全可以起出更响亮的名字来，像“联合誓师”、“团结奋进”什么的，而且这样的名称与那个时代似乎也更加吻合。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正是把“倒旗”这样原本晦气的事情，也视为光荣，才更加显示了无条件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决心。由此可见，即使在所谓动乱年代，毛泽东及中共最高层的意图和部署也是贯彻无碍的，一乱一治，尽在指掌。 图六 1967年七八月间，地质部机关造反派组织在布置“光荣倒旗大会”会场。 图七 1967年七八月间，地质部机关各造反派组织举行“光荣倒旗大会”。 1967年间拍摄于地质部机关大院里的这组照片，具象地展示了“文革”时的社会人文环境，其所传递的信息，远非区区本文所能概括。我期盼照片中的当事人，尤其是这些照片的拍摄者——那位独具眼力的摄影师，从茫茫人海中走出来，给我们讲述更多的关于这组照片的故事。 无论怎样，后来的人们，都将因这组照片，记住1967年的地质部机关大院，记住1967年的中国。 2000.6 田间地头的“政治” 这里刊出的三幅照片，都是“文革”期间新华社发布的通稿，记录了中国农民在田间地头参与“政治”的情形。 图一，拍摄于1967年12月14日。照片的标题为“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小汤山——北京小汤山地区农村‘文革’运动蓬勃发展”，以下是照片的原说明文： ??
目前小汤山地区各公社正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决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深批臭。图为大东流公社前吝沟大队老贫农张永才（右立），在场头用自己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欺压剥削的辛酸家史，控诉中国赫鲁晓夫鼓吹“剥削有功”的滔天罪行。
小汤山地处北京市的郊区，年前笔者曾在那里参加一个会，小住了几天。如今的小汤山车水马龙，楼房林立，照片里的原始场院和那些地道的农民，已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再难见到一个有着照片上那种打扮的人了。今天来看这张照片，真有些隔世之感。然而，退回去三十三年，照片里的人们正在从事的，却是紧跟时代步伐的壮举，言说着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揭深批臭”。 图一 1967年12月14日，北京小汤山大东流公社前吝沟大队的一位老贫农在批判会上控诉中国赫鲁晓夫鼓吹“剥削有功”的滔天罪行。 “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假如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理解上面这句话，已有很大的困难。譬如赫鲁晓夫，这位原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今天的人提到他时，多称其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至少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因此，你就很难理解照片上的那条标语。但那时候的逻辑却是，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的叛徒、葬送社会主义的罪魁，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则有着与赫鲁晓夫一样的企图，理应将他打倒并“揭深批臭”。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刘少奇虽已被实际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指名道姓地侮辱、谩骂刘少奇的大字报和标语也早已铺天盖地，但在正式出版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里，提到刘少奇时，则一律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代之，因为那时的刘少奇仍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直到一年以后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才被正式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种避讳，多少反映了对法定程序难得的一点尊重，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已殊为不易。 从照片的说明文里获知，正在发言的老贫农张永才驳斥“剥削有功论”的论据，是自己在旧社会被地主恶霸欺压剥削的辛酸家史。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刘少奇当年说到“剥削有功”，是针对“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而言的，意在安抚私营企业家，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建国伊始，正是在要不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问题上，刘少奇当年与毛泽东是有过节的，这一过节经短暂较量，便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而告结束。“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重提“剥削有功论”，所翻的就是这一段旧案。不过这一背景，不光照片上手举“红宝书”作批判发言的老大爷张永才和听他发言的社员们难以知晓，恐怕连批判会的组织者们也未必了了。从学理上说，张永才老大爷的辛酸家史与刘少奇曾说过的“剥削有功”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那是一个排斥理性的年代，批判会的目的只在于煽起与会者对被批判对象的愤怒与憎恨，而理性思考的缺席则恰好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 图二，拍摄于1968年11月1日，照片的说明文这样写道： ? ?
吉林省东辽县辽河源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在秋收大忙中到生产第一线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贫下中农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这是革委会副主任战云祥（中）在劳动休息时向社员们谈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思想革命化的体会。
如果说图一的批判会旨在煽起统一的憎恨，图二的讲用会则是为了帮助人们树立统一的思想。中国的各级官员，除了处理日常政务以外，还肩负另外一项使命，那就是统一辖区内民众的思想；而且在有些时候，后一项使命往往比处理政务还要紧，这多少延续了古代中国“以吏为师”的传统。“文革”时期，整个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朝令夕改的情况也每每有之：一会儿号召造反，一会儿又倡导联合；一会儿强调“革命”，一会儿又鼓励生产；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又被揪出……凡此种种，都要求老百姓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这事儿看起来很难，其实做起来也容易，只要上面怎么说让下面跟着怎么想、怎么做就是了。那时候或针对某项工作，或强调某个观点，毛经常发表谈话或作批示，从“造反有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要文斗，不要武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陈毅是个好同志”、“永不翻案靠不住”，到“《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发言权”、“《水浒》的要害是投降”……这些谈话或批示，通称为“毛主席最新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要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当年流行一种说法叫“贯彻最新指示不过夜”，三更半夜被招呼起来，拥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最新指示”发表，几成家常便饭。 图二 1968年11月1日，吉林省东辽县河源公社革委会一位副主任在劳动间隙，与社员交流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 图二里的这位下到生产第一线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学习，同斗争”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至于他正在“讲用”的“最新指示”是什么，说明文里并没有交代，我们也就无从知晓了。“讲用会”的全称是“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讲用会”，通常由主讲人结合自己的体验，介绍怎样运用毛泽东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讲用会”是“文革”中最为流行的一种群众间进行自我教育并进而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的方法。此外，“讲用会”还是那时的人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和谋求上进的阶梯，那些年里，通过“讲用”脱颖而出、骤得富贵的，大有人在。而这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讲用”，则是在履行统一民众思想的职责。 图三，虽然拍摄的时间、地点与图二不同，但照片上的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图二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图三拍摄于1971年6月9日。说的是，“地处井冈山的茅坪大队党总支在当年根据地被破坏的旧址——思权村，向青年们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这幅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处。一是那面写着“思权村”的木牌，井冈山到底是革命老区，光是一个茅坪大队，已知的“阶级教育现场”至少就有三处。只是“思权村”未必是原先的村名，恐系后来因政治教育的需要而改过的。将“当年根据地被破坏的旧址”称作“思权村”，显见是典自那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著名论述。 “思权”二字，在当时足以引发人们多方面的思考与联想，比如有权的幸福和无权的痛苦，比如政权的得来不易和珍惜的必要，等等，而茅坪大队的青年们在旧址前的所思所想，似乎另具“深意”。在照片的原说明文里有一段关于历史背景的交代，其中说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始终贯穿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曾几次使井冈山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可以想见，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的思考，对于茅坪大队的青年们来说，其现实的意义，无疑是更加坚定了他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而这一效果，差不多已经接近当年各种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了。不过我对茅坪大队的青年们悟到这样的“深意”很有些怀疑，十有八九倒像是记者们为了宣传的需要，越俎代庖，替他们想的。照片上的青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是，正当他们在旧址前接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时，毛泽东和与他一同坚持井冈山武装斗争的亲密战友、他的法定接班人林彪之间的矛盾，已经临近最后的摊牌。再过几个月，照片上的人们将不得不在又一次“党内路线斗争”中经受“考验”。 图三 1971年6月9日，井冈山中茅坪大队党总支在对青年进行路线斗争教育。 这幅照片留给我的另一深刻印象，是那时的人们对武装的偏爱。照片里颇有几个真枪实弹的人，那些没枪的，也大都手持木制的长矛，堪为当年“万里江山万里营，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一个生动写照。尤其是照片里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一脸思虑的姑娘，看上去还是个孩子，而一杆沉甸甸的钢枪却已压上了她那羸弱的肩头。见此，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对她生出几分怜惜。但那时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而且一旦知道了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敢说连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也会笑话你。 我还发现，这几幅拍摄于田间地头的照片，不光内容近似，构图也颇为雷同，可说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摆拍”式新闻图片。摆拍，摆好了再拍之谓也。摆拍虽说有违于新闻规律，却省心、省胶片，又便于随心所欲地表现要宣传的主题，既有这种种好处，记者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那时的新闻照片，十有八九是摆拍而来的。不过又想想，那年月田间地头的“政治”又何尝不是听凭摆布的结果呢？ 可见，实在是先有了听凭摆布的“政治”，才有了各种摆拍的“新闻照片”。 2000.9 北京的气候 我从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购得一组旧照片，共六幅，每幅照片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记录了197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游园活动的情形。这组照片是作为彩色纪录片《“五一”——一九七六年北京》的工作照发行的，发行单位是中国电影公司。发行纪录片，为什么还要同时配发工作照？想来是供宣传或供放映时参照之用吧。 “五一”游园，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年都有，本没有什么稀奇。而1976年的“五一”游园，却非同寻常。那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受到官方的压制，激起众怒。清明节期间，数万人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对中共党内极“左”势力“四人帮”的抗议示威，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活动也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则被认定为天安门抗议活动的总后台，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则弹冠相庆，权倾朝野。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北京迎来了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重温这些记录当年游园活动的旧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发人深思处。 图一，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园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排名次序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政治局委员也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画面上江青站在华国锋一侧的显要位置，盖因此故，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可是，仔细看看，问题就来了。画面上前排出现的十四位领导人，居然是华国锋与江青两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规，像这种出现两人居中的情况，居中的应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因为叶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错位，显然不是照片发行者的一时疏忽，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许多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往往从中国领导人出场次序的微妙变化中去推测中国政坛的蛛丝马迹。而且，只是因在报纸的版面中颠倒了地方领导人的出场次序而丢官的社长、总编，并不在少数。排除了发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错位”无疑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信号：伴随着邓小平的失势，江青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急剧上升。此外，从照片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凝重的表情里，我们也不难读出当时中国政坛的阴晴。 图二，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张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孙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活动。”在这幅照片里，我们又一次目睹那几张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上的熟悉的面孔，当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还属张春桥（前排左一）。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分明此时自己也觉得是倒邓的最大赢家了。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仅仅五个月之后，他就成了阶下囚，从政坛上骤然消失。又过了几年，当人们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春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人们怎么也不会将法庭上的那个胡子拉碴、一脸沮丧、身裹一件黑棉袄的落魄老者与照片上温文尔雅、踌躇满志的张春桥联系起来。 种种的迹象表明，从政在中国似乎是一种很危险的职业，今天还在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下了地狱。不过想想张春桥这些人对待政敌的为所欲为，他们有后来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刘军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谈道，宪政体制是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说，“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不过，拿这些话说给张春桥们听，别说他们已经听不到了，即使他们能听到，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几乎同样的戏码，在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没有断过。 图一 图二 还有一幅照片，是王洪文、朱德等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场景、构图与图二如出一辙，略去不说。 图三，原照片说明文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词二首和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鼓舞下，首都军民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这里所说的毛主席词二首，分别指毛主席于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直到1976年元旦才正式发表。按当时的解释，前一首词的寓意是号召人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革命的对象正是邓小平这样一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后一首词则被解释为对“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的痛斥，直接的矛头也是对着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当时几乎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语。记得《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处的“不须放屁”，其用语之大胆、出奇，当时曾被许多方家大加颂扬，称只有天才如毛泽东者才能挥此如椽之笔。可不是吗？那时十亿中国人里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实际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创作与言论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且绝无因言获罪之虞。 照片上显示的，举国上下一致拥护的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一是“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以上两个决议是在平息了“四五”事件以后一起通过的。那时人们的信念是，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的决议，都要无条件地拥护，哪怕是发动“文革”，哪怕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除了“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在起作用外，人们无条件地拥护中央任何一个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息总被严密地封锁，譬如，人们，尤其是北京以外的人们并不知道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老百姓，除了“无条件拥护”以外，也实在难有别的什么选择。 图四，照片的原说明文为：“清华大学演出的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现在的年轻人，从这张照片里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恐怕就是知道了那时候的“文艺表演”是怎么回事。在当时，八个革命样板戏堪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样板戏里多少还有些文艺，而在这台节目里却只剩下了“政治”。假如让今天听惯了流行歌曲、跳惯了迪斯科的年轻人去观赏这样一台演出，他们肯定会目瞪口呆。舞台上举出的标语牌，几乎囊括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所有口号，大概在主办者看来，只有这样，方能显示舆论的力量，其实在那个年月里，所谓真理的权威又何尝不是靠举国吆喝来维系的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图五的原说明文是：“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所谓“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指的就是平息“四五”事件。照片里的人物到底在斗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功勋，说明文里未说，恐怕不外乎是他们的棍棒上多沾了一些鲜血，或者是他们从广场上比别人多抓了几个“反革命暴徒”……不过想想，他们也怪可怜的，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仅仅过了一年多，平息“四五”事件的“功绩”，便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三 图四 图五 说心里话，拿出这张照片来刊登，我颇费踌躇。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自觉是在为“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最终却充当了“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打手，留下了终生的悔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张照片，我和他们一样感到羞愧，为他们，也为自己，为曾经被无常的命运捉弄过的每一个人。 2000.3 未被遗忘的孙明经 一 这些年，作为摄影家的孙明经，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而此前，身为电影教育家的孙明经教授，在他所从事的电影教学的领域内并不乏知名度，像张艺谋，最初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师从孙明经学摄影，接受电影艺术的启蒙，登堂入室的。 孙明经得以走出电影教学领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宣队”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天，进驻北京电影学院的工宣队接到撤离通知，并要求他们撤离前将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片纸不留，全部烧毁。其中就有“文革”初，学院的造反派从孙明经家中强行抄走的上万张底片和个人书信、日记等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大多是孙明经三四十年代参加社会科学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过于突然，工宣队的撤离过于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队存放材料房间门后的麻袋，在忙乱中竟被遗忘，侥幸地躲过一劫！ 这三只麻袋里，装的正是孙明经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灯片。又过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孙明经得到这些抄家归还的物品时，虽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并且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么完璧归赵，但即使这样，从这些劫后残存的底片里，孙明经作为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的地位，已是当之无愧了。 二 孙明经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早年毕业于美国人狄考文夫妇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汇馆。孙明经自幼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30年代，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后担任电影部主任，专门讲授电影摄影，在国内大学中最早开设了电影摄影教学专业。那时，孙明经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中国委员。 这期间，孙明经应邀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考察活动。一次是1937年抗战前夕，跟随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考察；另一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资助的川康考察。劫后残存的部分底片，即是这两次考察的记录。孙明经在考察中的主要任务是随团拍纪录电影，同时他还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图片资料。1937年的西北之行，重在考察面对强敌，前线军民的战争准备；两年后的深入川康，则着眼于对战略后方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宗教状况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作为一名随团摄影师，拍什么与不拍什么，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到一种人文的规范，这一方面使得所拍的照片内容比较集中，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泛泛猎取，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考察活动中，摄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工具而非艺术表现的手段，注入更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眼光，而这种朴实记录的结果，是为后人留住了更多的原生态、更多的生活细节和更多的历史信息。 1918年，初小毕业的孙明经手执毕业证书与父亲合影。 1937年，孙明经参加西北考察团，途中在一辆弹痕累累的军车旁留影。 孙明经摄影作品：康定的一位小活佛。 于是，从孙明经残存的底片里，我们得以目睹抗战前夕绥远前线的风貌和枕戈待旦的军民，感受战云笼罩的肃然与紧张，得以领略川康边地的景物和同仇敌忾的抗战后方，走进那个曾经叫做“西康”的省份。通过孙明经极具洞察力的镜头，举凡解甲屯垦的将军、接受军训的民众、粗犷剽悍的康巴青年、聪慧可爱的小活佛、廉洁任事的边地官员……以及自贡盐井的古老工艺、茶马古道的千年沧桑，在历史的深处一一定格。 三 在考察中，孙明经除了每天写日记之外，每到一地，他都要将所见所闻写信告诉自己远方的妻子。可惜的是，他的日记和写给妻子的书信，在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大多被付于一炬，只有1937年西北考察中写给妻子的二十五通信札侥幸保存了下来。在这些信札中，孙明经对时局的洞察，对地方民生的忧虑，对未来前景的各种揣度，每有精彩之论达于笔端。在谈到包头颓靡的世风时，作者写道： 孙明经摄影作品：走在绥远集宁街道上的军人，此时汤恩伯的十三军正驻防这里。 孙明经摄影作品：西康德格县县长范昌元与他的“令旗”，当地官员多有现场办公的习惯。
凡大都会有经济地位的，它的罪恶事业必定也跟着发达，比如妓业在包头便显著地繁荣，有好几条街都被她们的香巢占据着。至于一般人家对于性的关系也看得极随便。一个陌生男子随便撞到人家，便和那家的女儿勾搭起来；要是人家里只有女子而无男子，有人来串门，便是极不体面的事。后来和朋友们讨论这种淫风的由来，认为包头的本地人很少，最初大多是由别省因失意或做冒险事业，或经营不甚靠得住的生意而来此，来的人既多游戏人生的意思，淫风也就易于滋长。政府如果不纠正，甚或依次取利，那就更无办法了……考察团到包头，县长为招待团员起见，特为团员预备面盆若干，盆背面竟注有碧玉、翠红、春梅、桃花等字样，大家研究的结果，才知道都是从妓院里借来的，也许照他们的看法，招待上宾，非借重青楼不可。
在绥远考察期间，孙明经与蒙古族诸王多有接触，当此国难临头之际，他们中的不少人却首鼠两端，有的还暗中与日本人有勾结，关于康王，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康王年事尚轻，大高个身穿漂亮西服，手提contax最新型号FI/1.5镜头的相机，见我为他照相，亦为我拍了一张，并合影一张，然后和随从乘机器脚踏车一辆疾驰而去。听说康王自己修机器脚踏车，自己冲洗照片，自己拍电影，在蒙政会里他担任着七旗剿匪总指挥、防共训练委员会主席、建设委员会主席，还有好多要职，在该会颇算出色人物，但同时他又是黑籍的要人，沾染毒物已深，这种人自难令人乐观。今天的会议中有一要案，就是各旗设立党部，宣传三民主义的问题，原则上自然要通过，不过办法如何，恐怕颇费研究。
孙明经摄影作品：绥远达拉特旗的一处庙会演出。 康王活脱脱一追逐时髦的公子哥派头，跃然纸上。从作者后来所作的补记中得知，就是这位身兼各项要职的康王，第二年就“因通敌被捕正法”。至于国民党要在蒙古族各旗建立党部的举措，作者以自己冷静的观察，对其前景也极不乐观。 而在重游过云冈石窟后，孙明经不无怅然地慨叹：
冈上的云冈村留着黄土积累的遗迹，冈下石窟前，后排平房内住着好些伤兵，据说这是伤兵医院，但是里面既无护士，又无医药，连伤兵的被服都不能充分供给，唯有石窟里的石佛很忠实，从早到晚陪伴着受伤的护国将士。
今天的人们，可以从这些记述中一睹这位老摄影家深厚的人文修养与生动的文笔。而这些素养，正是后来的许多摄影家所欠缺的。 四 大约十年前，经过丁东和王南海两位先生的引介，我们结识了孙明经教授的哲嗣孙健三先生，此时已经从教学岗位退休的孙先生正在专心整理他父亲幸存下来的照片资料。在他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蜗居”里，从案头到墙角，从书架到床底，摞满了大大小小的资料册簿，除了他父亲留下来的底片夹，还有他为从事考证研究找来的各种书籍，置身其间，稍不留神就有可能碰落什么。孙先生谈起其父的摄影则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随便从底片夹里抽出一册，都足以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我们深为《老照片》遇上了一座“富矿”而庆幸。 由于孙明经教授已于1992年过世，而他当年留下的原始笔记也大多在“破四旧”中被销毁，这些照片的整理十分不易。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孙健三先生的不懈努力，孙明经教授的摄影活动与摄影作品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得通过《老照片》陆续面世。紧接着，孙明经的两部摄影作品专辑《1939年：走进西康》和《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经著名文史学者张鸣教授参与编撰，也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相继推出。 在去年出版的第七十辑《老照片》里，孙健三先生又将新近发现的孙明经教授1948年为开设地方影像学所制作的一份课件整理发表了。在这份课件里，孙明经通过对岭南大学保存的一批老照片的精彩解读，演示了随着“西风东渐”，社会习俗的潜移默化。作为《老照片》的编者，我在观赏孙明经这份制作于六十多年前的课件时，自有一份心有灵犀的欣悦，而对这位老照片研究的先驱，则油然生出“瞻之在前”的景慕。 真不知道，在孙明经教授留下的这座取之不尽的“富矿”里，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发现与惊喜！ 2011.8 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摄影发明以前，人们虽然可以从镜子里或平静的水面中看到自己的容貌，但镜中或水中的映像都是即时的，不能保存和收藏，因此也就无法成为记忆的载体。摄影术的诞生，使得过去的映像得以留住，从此人们不仅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即时的自己，还能从照片里看到过去的自己，乃至已经故去的从未谋过面的先辈亲人。这一奇妙的功能，大大改变了人类审视自己的方式，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过往记忆。 很少有人没有过翻看自家影集的经验。随着老照片一张张翻过，从其所定格的信息里，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种坐姿，抑或是一个饰物，一种发型，一件衣服……都能唤起无尽的回忆，许多尘封多年已经有些淡忘的陈年往事，每每透过照片中的一个个细节，活灵活现，纷至沓来。 罗兰·巴特回忆说，在母亲去世后，他曾独自走进她的房间——不久之前，他的母亲就是在这间屋里去世的。他说：“我在灯下看我母亲的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看，跟她一道一步一步地回到过去，寻找那张我爱戴的那张脸的本质。我还真找到了。”在《明室：摄影札记》里，巴特围绕母亲儿时和年轻时几幅老照片，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照片与记忆的多重关系。虽然巴特认为“任何追忆都永远也不可能使我瞥见那个时代”，然而，当他仔细观赏那张他还是孩子时，母亲“把我紧紧抱在怀中的照片时，我却能使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苏醒，我似乎感到了皱皱巴巴的中国双绉的温柔，闻到了米粉的香味”。他还从母亲还是小姑娘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了伴随母亲一生的品质——温柔而善良，巴特进而感叹道：“摄影曝光是一瞬即逝的，而她却把这即逝的一瞬保持了终生——彰显出来的温柔。在小姑娘的这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善良，善良造就了她这个人，使她从出生起终其一生都很善良。” 可见，老照片不仅天然地具有凝聚和唤起记忆的功能，而且还能升华记忆。 十几年前，《老照片》甫一问世，即吸引了众多的投稿者。他们纷纷拿出家中珍藏了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照片，娓娓道来，讲述祖辈、父辈以及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些拿着自家照片，到《老照片》里讲故事的，有许多人此前从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过只言片语，是家藏老照片所凝聚的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唤起了他们表达的欲望。他们虽然不是什么职业写手，但围绕家藏老照片的讲述，却不乏精彩与生动。 一天，有位叫杨德峥的退休工人，家是济南的，骑着自行车找到编辑部，送来一篇稿件。几张旧照片，洋洋数千字，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他对接待他的编辑张杰说，自己活了大半辈子，这是第一次动笔写文章，让编辑老师见笑了。然后心怀忐忑，坐在一旁，眼瞅着张杰翻阅他的稿件。文章记述了他的祖父早年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的境遇，后经新中国工商业改造又遭遇的坎坷种种。先是母亲因病年轻早逝，祖父也在公私合营后不久离世，而他的父亲在祖父去世两年前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80年才得彻底平反。从五岁起，他便跟着祖母生活，在颠沛流离中，与祖母相依为命……文字朴实而感人，看得张杰不住地称赞写得好。端坐一旁的老杨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告诉编辑说，直到临来前，他女儿都反对他向《老照片》投稿，说他也没上过几年学，别去丢人现眼了。老杨说着说着就有些动情：“不瞒你们说，我们家里的这几张照片和这些事，多少年了，一直在脑子里转悠，再不把它们写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难受。”难怪他文章里有那么多的真情实感，原来这些记忆早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图一） 像杨德峥一样，在《老照片》里发表自己“处女作”的，大有人在。十几年前，有位叫邱三宝的农村青年，在武汉市一所小学的旁边租了间屋，开了一家裁缝店。他看到刚出版不久的《老照片》后，也投了篇稿件过来。文章随手写在几张没有线格、质地粗糙的白纸上（这些纸想来是他平时裁衣服画草图用的吧），讲述了他父亲年轻时不安于当农民，十几岁就开始在建筑队学手艺，常年在外闯荡的经历。随文寄来一张其父1965年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留影（图二）。作者在文中写道：“父亲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脚上穿一双皮凉鞋，衬衣下摆扎在裤子里面，这也许是60年代城市青年的一种典型打扮吧。看上去父亲身上的农民味极淡，或许是常年在外谋生的缘故，使他看起来已经很像一个城里人了。父亲当年站在桥边，眼睛忧郁地望着远方，也许是对这种飘无定所的日子感到厌倦，也许是生活的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图一 1952年杨德峥与母亲的合影，两年后年仅二十七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 1960年代的中国，不像现在，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还相当严格，到城里谋生的人连个“农民工”的名分都没有，作者的父亲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脱离土地，堪为后来亿万农民工的先驱。而今已成年的作者，身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来到了父亲当年曾经留下身影的城市里谋生，作者写道：“现在，当年轻的我站在车流如织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时，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景了。历经了三十三年（文章写于1998年，编者注）的历史变迁，一切都有太多的改变，当年站在桥头留影的这位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也已成了六旬老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道：“……父亲永远也不会再年轻，而我却沿袭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每一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一个年轻人都将渐渐衰老，直到有一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谁说历史的书写只属于史家与宫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邱三宝，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面对一幅寻常的家藏老照片所表达的历史情怀，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邱三宝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完结。稿件刊出后，编辑部按照来信的地址给他寄去了样书，并退回了其父的照片，又通过邮局汇去了稿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样书、照片以及稿费汇单均被邮局陆续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当时邱三宝除了信上的邮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没奈何，我们只好在《老照片》上发启事，希望作者见到后能与我们联系，但连发了两期都没有回音。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城里打拼的农民工，在《老照片》里匆匆现身，留下一段朴素的“史述”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牵挂不已。他父亲的那张120的原版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在我们这里，真希望有一天能“完璧归赵”，亲手把照片交给他。 图二 1965年，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有时无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读，便可以将人们带入某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寻常的家藏照也不乏这样的功能。比起“宏大叙事”来，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这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合影。（图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照片上无论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后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着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个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罢了，大老爷们穿花格衣服是很为中国人忌讳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里，只有阿飞、特务才这样打扮。然而，当中国实行“一边倒”，完全投入苏联老大哥怀抱以后，倾力消费苏联的舶来品，自然也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张原本为“临别留念”而拍摄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后，其拍摄的初衷，却被照片上满眼的花衣服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特定时代中苏“蜜月”的某种佐证。 这张全家福（图四），拍摄于1969年，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因为大哥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全家人到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像。这张家庭的临别留念，与前面那张单位同事的临别留念，虽然时间上间隔了十七年，却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前者是集体穿花衣裳，后者则一律佩戴领袖像章。所不同的，是后面这张照片里人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与忧郁，越发让人觉得别在胸前的领袖像章有些沉甸甸的（那像章原本就大得不成比例）。十七年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工商业者到知识分子，从党政官员到基层百姓，像过筛子一样，各个阶层的人几乎无一幸免。照片上的一家之长，不过是水产养殖场的一名普通职工，“文革”一闹腾起来，也要为如何“站队”而焦虑，想独善其身、逍遥事外都不行。作者姜维平在文中说，他父亲年轻时爱好文学，还尝试写过小说，后来又迷恋技术革新，发明了海带分苗机，长春电影制片厂还为此拍了辑新闻纪录片，但此后父亲“便一步步一点点走向人生的衰败，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至今仍是不解的谜团。我想这很可能和他所处的时代即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政治体制有关。父亲一生都在追求个性的解放，而生活却需要整齐划一和千篇一律”。 图三 1952年8月7日，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临别合影。 图四 1969年，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他们胸前佩戴的那枚沉甸甸的领袖像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徽记。 上世纪70年代，几位参加工作队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轻人，一次看过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为洪常青英勇就义的场景所感召，萌动了模仿洪常青就义并拍照留念的念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他们找齐了铁锁链、假胡子、红墨水等道具，到野外的一棵大树下完成了这项“行为艺术”（图五）。作者王兵在随文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来显得很幼稚，可当年我们崇拜英雄的情结却是真诚而热烈的。” 诚如作者所言，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且以“英雄辈出”为自豪的时代。全社会都沉浸在树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里，各种文艺作品里也到处充斥着“高大全”的人物。“见贤思齐”在古人那里，还只是一种提倡，而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则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大家必须遵循的人生模式。但是，任何事情到了极端便走向反面，“英雄情结”的膨胀也不例外。那时人们一心想当“英雄”，几近为英雄而英雄。上海有个知青为了捞回一根电线杆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滔滔洪水，以至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被举国宣扬，至于一根电线杆与一个年轻的生命孰轻孰重，没人去想，重要的是此举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可见，在那个年代里，伴随“英雄情结”无限膨胀的，是个体生命的贬值与被轻忽。“英雄”情结的弥漫，曾使几代人的心灵被扭曲，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在。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能否进步、进步得快慢，并不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少英雄，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享有多少发展与选择的自由，以及这个社会里有多少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普通人。 图五 1970年代，一位叫王兵的青年扮作洪常青，与伙伴一起重演“英勇就义”的场景并拍照留念。 事实上，那些能“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人”，在这之前，经过“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改造后，多已不知所踪。 六十八辑《老照片》曾刊出过李象新回忆父亲与母亲的稿件，其中谈到他父亲李禹九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执拗态度。（图六）李禹九自互助组起就拒绝加入，短短几年里，合作化的规模急剧升温，先是初级社，又是高级社，直到全县就剩了他一个“单干户”，乡干部找他去谈话，以近乎威胁的口气对他说“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李禹九仍我行我素，不为所动。面对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顶着铺天盖地的压力，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抉择。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当儿子因父亲单干而不能入团，回家劝说父亲的时候，李禹九并没有讲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说：“他们瞎折腾，不会好。”而个体终究是脆弱的，尤其在一个漠视个体存在的社会里，个体抉择的价值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李禹九到底无法摆脱社会的裹挟，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被强行入了社。不幸的是，此后没多久，完全出自一个农民李禹九朴素生活经验的预言，即一语成谶…… 图六 1959年，李象新父母的合影。照片上的这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他的睿智与执拗，完全有理由为历史所铭记。 个体的抉择与体制的冲突，往往带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生存与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瓶颈。著名政治学者冯克利说过：“你可以认为我没有价值，我也可以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当一种制度认为个人没有价值时，那是很可怕的。” 冯先生的这些话，真值得人们好好去咂摸。 2012.6 后记/冯克力 编辑《老照片》，不觉已十有六载。 辑录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大多是近一两年来为《悦读》所写的“老照片札记”。能在不太长时间里，集中写出这些篇什，实在得益于《悦读》主编褚钰泉先生的鼓励与督促。十几年前，《老照片》甫一问世，钰泉先生就在他主编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为《老照片》鼓掌”的短评，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因发表时用了笔名，后来与钰泉先生相识了，才知道那篇媒体上最早鼓吹《老照片》的文章，系出自他的手笔。两年前钰泉先生通过汪家明兄，约我为《悦读Mook》写点文章，多少也是缘自他对《老照片》的那份始终不渝的关注。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中间我曾一度想打退堂鼓，终被他“捉将”回来，也才有了这个集子。家明曾很感慨地跟我称许钰泉先生，说他是一位很善于约稿的编辑家。而这一两年间，我也幸被泽润，亲身领教了。 陈丹青老师是国内很早就专注影像研究的艺术家。在图像解读方面，他曾给过《老照片》一些很新颖的建议。十年以前，在济南初次见面，他就向我推介过罗兰·巴特和苏珊·桑塔格诠释摄影的著述。记得那次，他特别提到了巴特的《明室：摄影札记》，说不妨从中借鉴一点新工具、新方法，还热情邀我，下次到北京找他去取这本书……殷殷之意，于今萦怀。丹青老师提到的两位作家，以我孤陋，此前几乎闻所未闻，听了他的介绍，这才去搜求他们的相关书籍，找来读了一些。对于他们的理念，我不好说领略了多少，却由此知晓了，还有另外一些打量照片的窗口与视角。后来，我还参加过几次丹青老师主持的影像研讨活动，其间耳濡目染，从他那里自是获益良多。拙作付梓之际，他于繁忙之中，又欣然赐序，着实让我感动。从丹青老师的“凝视”里，我有幸与读者一道再次分享了他对老照片的洞识与卓见。 台湾的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徐宗懋（秦风）先生，在《老照片》问世不久，就成了这本读物一位常年的作者。宗懋几乎是从另一个世界，源源不断地向《老照片》的读者贡献了他独特的收藏与观看。在与宗懋长达十多年的切磋互动里，我自己也获益匪浅，并心存感念。 书中引述的照片，除了少数几幅，都曾在《老照片》里刊登过。在此，我要向这些照片的提供者表达由衷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鼎力襄赞、热心参与，就不会有经久不衰的《老照片》，当然，也不会有我这本小书。 刘瑞琳女士是我过去多年的同事，她当年也参与了《老照片》的草创，后来还一度兼任过《老照片》主编。不难理解，瑞琳乐于出版这本书，当是本诸一份特殊的情谊。这里，也向她和她的同事们深致谢忱，感谢他们为这本小书的出版所付出的种种辛劳。 最后，还应有所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北京的气候》、《纪念集里识沧桑》、《1967年：定格在地质部大院》和《田间地头的“政治”》四篇，均写于十多年前，2006年曾收入过我的《感言老照片》。考虑到出版这本小书，意在对自己这些年所从事的工作做点梳理，这几篇旧文的意思好在也还相契，掂量再三，还是收入了。 冯克力 2013年3月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